想推荐十年前这部冷门美剧,被严重低估
创始人
2025-07-14 19: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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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好的事》

Better Things

2016 - 2022

在爱与疲惫之间

论女性的自我保全

一声“Mom”(妈妈!),引出的是依恋、渴望、埋怨、愤怒,和爱。它是美剧《更美好的事》(Better Things)中,最响亮、绵长的台词。从2016年到2022年,整整5季的剧情,让我们陪伴Sam一家度过了一段如此真实、迷人、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更美好的事》主角Sam,在剧中展现出一种极为少见的美国女性形象:

Sam,单亲母亲,英裔美籍犹太女人,文化混血者,白人中产,好莱坞底层女性。

她既非典型中产白人主妇,也非拉丁裔/黑人母职英雄,而是一个被系统挤压的单亲犹太母亲、副业演员、隐形劳动者。她处在美国社会文化张力的夹缝中,一边与英裔犹太母亲的旧欧洲式挑剔不断磨合,一边在好莱坞体系中逐渐边缘,被贷款与家务压得喘不过气。

在典型美式的物质泛滥中养活一大家子,Sam在自我嘲讽带来的一丝松弛中,试图将日子过得更明媚一些。

本剧的主演、联合编剧、导演、执行制片人帕梅拉·阿德隆 (Pamela Adlon)出生于演艺世家,1983年开始从事电视行业。她为多部动画电视连续剧配音,其中最著名的是 《一家之主》(1997),凭借在该剧中饰演鲍比·希尔 (Bobby Hill) 一角获得艾美奖。她本人就是有着三个女儿的单亲母亲》。《更美好的事》一定程度上是她的半自传作品。

帕梅拉与Louis C.K.相识于《幸运路易》——一部由C.K.编剧并导演的HBO剧集,帕梅拉因在其中饰演其妻子,两者自此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之后,C.K.推荐帕梅拉主导创作《更美好的事》,自己也担任第一季的联合编剧和执行制片人。然而在2017年11月,在第二季大结局播出前,《纽约时报》公开了多名女性指控C.K.的性侵害行为,这些传闻此前虽流传于博客圈但未被主流证实。丑闻曝光后,FX终止了与C.K.的所有合作,帕梅拉也迅速解雇了共同经纪人戴夫·贝基(他被指曾对受害者施压)。

在《更美好的事》第一季第一集的结尾处,作为演员的Sam拒绝出演一场暗含乱伦意味的镜头:情人的儿子撞见她和情人的性行为。她告诉导演希望删减这组镜头,因为她自己有三个女儿,不希望这样的场面被女儿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一最终被轻松驳回的请求,表面上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但更深层的是,她不愿让母职沦为被行业随意操控与消费的叙事工具——这并非来自对母职的神圣化,而是因为她看清了这一身份在文化、影视语境中,早已被规训为无边无界、任人取用的服务角色——意即在剧本中成为一种可供凝视与戏谑的母性符号。

这个导演口中“好笑的那一段”,本质上是一种轻浮的性化处理,一次对母亲角色的双重剥削——将母性与情色强行嫁接,并以荒谬喜剧的名义进行消费。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片段取自于饰演Sam的帕梅拉本人出演《加州靡情》(Californication)时期的真实经历,这是前me too时代女演员经常会遭遇的困境。成为自己剧集主导的帕梅拉,把当年自己的亲身经历,直接写进了这部剧的第一季第一集里。

这种堪称犀利的边界感也存在于Sam与三个女儿之间。

于是,我们需要将目光从Sam的片场生活转向她的个人生活中,看看她是如何兑现一个女人的“非母亲计划”的。

帕梅拉·阿德龙,《更美好的事》的创造者,一个离异的女人和她的三个女儿

1。

一个女人的“非母亲计划”

Sam Fox和她的三个女儿

在Sam那美丽的二层别墅中,三个女儿对母亲呼唤声此起彼伏,但这并未组成美妙的乐章,而是令人想起那贪得无厌的幼雏张开的雏喙,渴望母亲的投喂——情感、物质的滋养。当Sam开始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时,她自然会遵从内心,开始在精疲力尽的自己和女儿们的需求之间拉扯、平衡,在这份母职深井般、似乎毫无尽头的付出中按下暂停键。

女儿Max充满索求、愤怒、依恋的“Mom!”有时令Sam倍感疲惫。

事实上,Sam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另类母亲”,但她也拒绝被收编为一个正统母亲。她拒绝完成那套已被高度规范化、制度化的母亲叙事:无限耐心、全然理解、自我抹除式的爱。

这一立场与态度,在遭遇女儿们的冷漠时,达到高峰。

当女儿Max与Frankie对Sam饰演的角色嗤之以鼻时,她直言受伤,她不想等到自己死后才被承认为一个“好母亲”或“好人”。她需要的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看见。Rich——与她有着如此稀有珍贵默契的好友,则以一场极度仪式化的方式兑现了她的愿望:他为她筹备了一场切实的“葬礼”,三个女儿为她朗读悼词,表达着被日常琐碎、毫无危机感的骄纵所掩埋的情感、对母亲的爱。这场主动操演死亡的行为,是对活着却被隐形了的女性价值的一次维护,以黑暗浪漫的方式。

当女儿们因稚嫩莽撞时常碰触到Sam的个人边界时,她的愤怒何尝不是来自真实的母性?她并不会神圣化自身作为母亲的疲惫,也不会试图以内疚中和发出的怒火——她将所有“母亲不该示人的情绪”,本能地、又如此有智慧地表现了出来。当然,这一切带刺的攻击,都以她大量的爱、关怀为基底,狡猾的孩子们心中自有分寸。

大女儿Max以充满挑衅的女性化作为对青春和母亲的回应:性感、混乱、情绪饱满——这是她对“被看见”强烈需求的剧烈演化。

她极易激发出他人的矫正欲,说教欲,但母亲Sam却用退后与凝视,尊重Max天生的性格,和施展它的权利。

叛逆美丽的大女儿Max由如今已凭《阿诺拉》加冕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Mikey Madison饰演

Sam这三个迥然不同的女儿,组成了三种象征性的女孩形象,她们有各自的甜美、锋芒、混乱、摸索,而Sam无意引导她们“成为谁”——因为那意味着在家庭教育中,预先存在一个既有的模版;也意味着要将迥然不同的女儿们塞进这个模版中。

Sam更乐于维持一个松散、自然、不强加的关系结构中,共同生活在容忍与温柔中。她拒绝扮演“闺蜜式母亲”,抑或成为“权威母亲”,她甚至不想成为一个“榜样”或“反面教材”。非常自然地,她成为一种广阔的母体——一个持续在场的安全之地。正是因为这种广阔的母性,三个女儿才得以在其中自由漂移(哪怕在关系中有张力、伤害、抵抗),进而在成人后,达到真正的独立。

在女儿Max的床头柜下发现避孕套,震惊之余,Sam不忘将避孕套再放回它原本掉落的地方,给予Max最大的尊重。

保姆正准备向刚刚归家的Sam抗议女儿们对她出言不逊时,Sam立刻将她劝走。这反向印证着Sam对于女儿们言行的态度:遵从自我的表达优先于社会对语言礼节的要求。

在第五季第九集,Max——一个极度敏感,以反抗和伤害维系母女关系的女孩,在Sam这个自由宽广不过多设限的母亲身上,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决定留在英国,不是反抗,也不是逃离,而是非常健康、自然地脱依解缠。

2。

“不止属于自己的房间”

母亲的家庭空间

《更美好的事》中的家庭空间,既是功能性的,又属于一种隐喻范畴: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走廊,都是一次关系结构的再现与扰乱。

最具代表性的是Sam在卧室准备自慰却被女儿Frankie打断的场面——一个理论上属于私人边界的空间,在剧中反复出现,却总被闯入:孩子进来,她的身体与情绪都无法完全属于她自己。家庭空间成为高密度的情感“战场”——在取悦自己和关照孩子之间拉扯。

Sam的厨房,是剧中高频出现的空间之一。

它温馨,但并非浪漫化“母亲劳动”的具象场域,而是演化为一种重复、缓慢、近乎倦怠的节奏:做饭、洗碗、装盘、打扫、再打扫……似乎没有终点。而Sam在生活中操持的这一场场家务的疲惫循环,被女儿Frankie制作的深夜奶油意面终止了:Sam的爱终于得到了回应。而这正是人类情感能够继续流动而不至枯竭的要义。

不过,这种家务的重复,虽有其枯燥的一面,但并非纯粹的困境。

剧集始终提示我们:重复也是节律,是人类关系在混乱中保有秩序的一种微型努力。Sam反复洗碗、打扫、安抚,不是因为她被困在其中,而是因为她仍愿意留下、维持,她愿意让这个家庭缓慢继续下去。这也意味着,厨房的功能在不断重复的轨迹中,被提取了它的象征意义——劳动也是情感传递机制之一。Sam的爱全都转译进每一锅汤,每一顿菜中。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瞬间不断堆叠,构成一种具有女性经验特质的“生活厚度”。这种处理方式,让人不禁联想到阿克曼在《让娜·迪尔曼》中确立的“时间凝视”策略——将女性身体在空间中的重复性劳动、琐碎日常与被看见的尴尬感,转化为叙事的中心。

然而,与阿克曼的极端形式与压抑节奏所带来的尖锐揭示不同,帕梅拉赋予这些日常片段以韧性与戏谑感:Sam会在洗碗时嘟囔埋怨,在蹲马桶时思考人生,日常紧张感被铺进了便秘与通马桶的反复演绎中。演员的表演、蒙太奇的剪切,使得《更美好的事》在基调上,带有更明亮的情绪。这恰恰是帕梅拉的独特贡献:和《让娜·迪尔曼》虽有某种同构性,但是凸显出带有疲惫和幽默的柔性坚持——仍然得笑一笑,然后继续生活。

然而,生活究竟是什么?在第四与第五季中,时间几乎彻底稀释掉了传统叙事的“进展”结构,转而进入这样一种刻画:生活不是线性剧本,它不是依靠理性思考去打碎、筛选、进而构建出清晰的叙事线;而是由残余、沉积、重复、变动混杂而成的模糊结构:

大女儿Max的问题未被解决,依然漂浮在成年的边缘;二女儿Frankie的性别身份从未被确定,一直持续变动;三女儿Duke的童年没有明确的“转折点”,仅有缓慢的、难以察觉的撤出。

但正是这些非进展性的结构,制造了《更美好的事》中最动人的温度——生活依然是混沌的一团,承载着一切,在重复和时间的流动中,像天上的云,似乎静止,又的确在飘着。

而在这座房子里,还飘荡着父性的幽灵:

在通往二楼的楼梯拐角处,那尊男孩雕塑静默伫立,Sam每日上楼时总要轻轻摸一下他的头,像是在对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幽灵孩子打招呼。这一重复抚摸的动作,意味着她将那份缺席的父性、未曾拥有的儿子,凝结在这个不说话的石头孩子身上,让它在家庭中作为象征结构的一角安静地存在着。

而当雕塑在一次混乱中摔碎、被替换成一个笨重的大胖子时,母性与父性之间的无声平衡终于被打破——这是一个毫无象征意味、甚至带点滑稽感的新物件,它不再承载任何想象,也不再需要她的触碰。她借此重新布置自己的精神空间和秩序。

而这个男孩雕塑是一个重要的原型:他是Sam那可悲的前夫——他偶尔到访,索要钱财;也是父亲的幽灵——被Duke捕捉到他的徘徊;或是闯入Sam的梦里。

这三个女儿的父亲——一个毫无责任感的软饭男,实际是这个剧中最大的“幽灵”

3。

身体

唯一可靠的语言

Sam心血来潮,在试衣间里试穿了大量的早年衣物,她站在镜子前,试图拉上牛仔裤的拉链,却发现每件衣服都像是给另一个更为苗条的女性准备的,或是剧组误发的电影服装。被硬塞进衣物的身体对主人无声抗议着——你发福了。

这具身体,曾抓住时间空隙打盹儿。发胖、疲惫,连带着奢侈的放空、抽烟,尤其更年期的不可控、月经和绝经带来的激素、心理波动——这一切都构成真实自我的呈现。身体是情节,是语言本身。

Sam在等待女儿放学时,睡在车里,一位年迈的母亲向她倾吐了作为“耗材母亲”的命运。

在Sam身上逐渐具象化出两个象征符号:

她近乎卡通人物般的叹息声,

以及那条特定款式的内裤。

“卡通人物般的叹息声”,像是一块磁铁,将她日常所有的琐碎吸附起来,让这些琐碎显得更令人疲惫;但同时,这种叹息,也能将疲惫一下子甩掉。Sam穿着那条特定款式的内裤叹息着。我们的目光无疑会被这款包裹性十足的内裤牢牢吸引住:它像是从男人衣柜里翻出的残余物。毫无性感可言,甚至不能被归类于“中性风”——那种可被时尚消费的去性别装扮。它只是看上去很舒服、很实用,忠实、迁就于她身体的褶皱、鼓胀,不带任何美化与苛责。

通常来说,女性身体大概率总被作为一种图像来解读,而Sam的这款内裤,是这类约定俗成图像的断裂,对凝视观看的喝止。这条内裤,几乎像是《更美好的事》的风格缩影:拒绝塑造曲线,拒绝作为可被轻巧消费的存在。

这种身体政治的陈述,不仅聚焦Sam一人,也在Sam的母亲Phyllis以及三个女儿的身上有着详尽的体现,进而构成了“代际身体”的图景。

Max的堕胎是关键节点之一:它是“重大事件”,但被拍得非常现实、克制,甚至“日常”。女性身体的选择,不需要悲剧化、歇斯底里、或是道德评判。这是代际间的一次连接。正是这种反戏剧化,使得Max那通常显得曼妙性感的身体第一次成为自身主权的承载者,她付出了一点情绪,并从中建立起全新的自我感知。

大女儿Max就堕胎经历对Rich的自白

二女儿Frankie的性别模糊与发型、服饰选择也直接通过身体来表达:

她的中性打扮、与性别规范的断裂、长短发的更迭,是对身体既有认知的挑战。Sam从未逼问、标记或解释Frankie的性别,而是通过陪伴与适度退后,让身体属于Frankie本人。

而Duke——最年幼、最不具表达欲的孩子,反倒成为最敏锐的身体感受者。她常常沉默,却能“感应”到Sam的焦虑、姥姥的衰老,仿佛整个家庭压抑情绪在她的小身体中获得回声。

Duke的身体是一面未被抛光的镜子,她曾在英国的海边看到本土神话中的的悲伤女魂,她是通灵者,女性纤细感知力的代表。

至于Sam的母亲Phyllis,她在剧中既展现出美丽与衰老的交织,又在固执中带着权力与失控的矛盾。她是剧中能和Sam并重的高光人物。Phyllis虽已年老,但剧中反复强调她保养得宜、依然很美:她注重妆容、在意穿着,维持身材,甚至锤炼肌肉。这种维持并非虚荣,而是她那一代女性最熟悉也最安全的“社会生存方式”。

她的美,是一种象征权力的痕迹——那个年代女性以美为资本建立“在场感”,她甚至将这种对美与权力的联结,转化为评价、贬低自己女儿样貌的工具——她将身体当作社会判断的通道。同时,她对美也保有执念,每遇到类似的场景,都被触动情感,如同一层精致而冷峻的漆面,掩盖着深处那种未曾言明的诗意脆弱——既是防御,也是遗留的自我慰藉方式。

Sam的母亲Phyllis从外表到言行都是典型的上一代女性

但与这种延迟的美相对的,是Phyllis的身体反复出现“衰败”的迹象:心脏病、记忆混乱,但她对这一切充满否认与反抗。这构成了她身体政治的核心悖论:她一方面拒绝承认身体衰老,另一方面又用衰老制造控制感。这造就了本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搞笑场面:Phyllis用夸张的姿态倒在自家客厅中,只为吓唬女儿,表面看是恶作剧,深层动机,则在于通过这种惊吓式玩笑、利用自己的衰老和脆弱,抓住女儿的注意力。

假装倒地的Phyllis和受到惊吓迟迟缓不过来的Sam。

同时,整部剧里母亲总是追着Sam到处跑,Sam躲避母亲,带着自己的三个女儿出游的场景反差,也揭示了“老年女性”在家庭结构中既失权又隐形的残酷现实。

在《更美好的事》中,一家三代女性的身体并非线性排列,而是如同三面镜子同时展开。

这三面镜子,将一个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全部欲望、困惑、脆弱、成长、绝经、衰老......摊开在同一个时刻

4。

一部电视剧

如何不落俗套

处理代际创伤?

当我们看到Sam无数次躲避母亲的靠近,我们当然能感受到代际创伤隐约的存在。编剧并未用传统的闭环式、线性叙事来直陈这一主题,而是将它“捏碎”成无数细小的碎屑,让其似有似无,隐晦地渗入无声的抵触与琐碎的对话之中。

Sam和母亲之间的紧张与疏离,剧中从未提供明确的起因,也不试图回顾或剖析她们的过往。观众体验的不是一个被梳理好的故事,它在无声中塑造了Sam和母亲的复杂关系。

在《更美好的事》中,Sam父亲给她的伤害有具体的回溯事件,哥哥对母亲的愤怒则因后者明确的忽视而生,

唯有Sam与母亲之间那种时常浮现但可被控制的紧张感,没有明晰的起点,也没有解释性的铺陈。

剧集重复展示这样一个场景:Phyllis突然出现在Sam面前,而疲惫的Sam只想独自回家休息或忙自己的事。但在一阵拉锯战后又直视彼此。

剧中最接近“创伤事件”的回溯,或许是那一场来自童年的羞辱场景——Sam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模仿了父亲,获得了短暂的注意力与笑声,却被父亲以讽刺的鼓掌和冷笑“回赠”:“看看她,真是个好演员。”这不是鼓励,而是轻蔑,是父权式打压的精确操作。

它既是对女性表达欲的羞辱,也是对“模仿父性”的惩罚。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事件在剧中几乎没有延续性的回响,它只是轻轻地落在观众眼前,像一滴墨落入水中,迅速扩散,又消散。直到几十年后,才再次被揭示。

编剧没有用惯常的操作,将母女创伤戏剧化、将Phyllis简单还原为“问题母亲”。这段关系像是一种隐秘的幽灵,存在于沉默、眼神交流、偶发的摩擦和冷漠中,但始终未被言明或解构。剧中用碎片化的日常,重现了这种“去结构化”创伤的模糊性,它是不可被轻易命名的经验残片,它被散落在这类细节中:母亲总是不请自来没有边界感;用老年、孤独、尖锐的幽默包裹自己的权力表达,令人难以“正当”地愤怒;在情感表达中永远带着讽刺。这种侵入感并不剧烈,却如绵密的网,柔性缠绕、无法挣脱,看似琐细,却有杀伤力。

《更美好的事》整体上带有一种温柔、宽容的左翼精神美学,主张性别与族裔的多样性,包容性体现在角色选择、性向谱系与家庭结构的松动之中。然而,即便如此,它仍未能完全脱离文化刻板印象的陷阱,尤其在对东亚家庭的描绘上,暴露出明显的单一视角与简化处理。

比如:美甲店老板娘以“上哈佛的儿子”作为自我价值的唯一依托;Sam的亚裔嫂子对母亲的批判则被描绘得尖刻而疏离——这些设定虽具讽刺意味,却未能深入人物的文化背景,而往往滑向对“东亚虎妈”或“政治怨妇”的典型化书写。在这样一部强调复杂性与反规训的剧集中,这些东亚角色反而被固定为一种“功能性他者”,成为反衬Sam自由育儿哲学的背景人物,落入了令人遗憾的刻板印象。

Frankie所参与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朗诵会,而是Z世代独有的自我身份发表空间——一种融合诗歌、脱口秀与政治表达的混合体。

Frankie的诗歌朗诵会上,性别、种族、家庭、国族创伤成为可被演说的“素材”,情绪与意识形态共振,语言不再是交流工具,而是构建自我存在的核心材料。Frankie在其中自在穿行,而Sam则作为一个旁观母亲,既被打动,也隐约感到无法进入那种语言系统——这既是代沟,也是文化代谢的必然结果。

同时,这也符合《更美好的事》整体不闭环的“松散式”叙事美学:创伤不是用来被讲述或修复的故事,而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悬浮状态。如同一道疤的痕迹不可能彻底被身体自然地代谢掉,它无法被完美地解决掉。当然。

在《更美好的事》中,创伤也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它更像一种既定的现实。所以放弃寻找原因,也不向观众承诺它会“好转”,是一种聪明且诚实地做法:你可以在没有修复的状态里继续活下去。你需要的,只是有人承认这个伤口的存在。

当Sam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将会像这座别墅一样,逐渐回归独自一人。无论是母亲,还是三个女儿,都将离开这里、离开她,拥有自己的生活。而她讲选择驾驶着那辆美妙绝伦燃油型Dodge Dart——肆意、野性、自由,在奇迹般的极光下,兜风。在付出了那么多爱之后,她始终拥有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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