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共鸣，要“救命稻草”。

最近的华语乐坛，彻底“癫”了。

那艺娜巡演现场，台下观众齐喊“退票”，台上的她却笑得花枝乱颤，伴奏响起，台下画风突变成大合唱，原来这是《爱如火》独特的应援方式；

《歌手2025》舞台上，者来女演唱《侠客令》时把划拳搬上了大舞台，她用西北口音陶醉地喊着“五魁首，六六六”，把GAI看得目瞪口呆；

单依纯演唱改编版《李白》，一句阴阳怪气、似醉非醉的“如何呢，又能怎”魔性洗脑了网友半个月，连奥运冠军全红婵都把签名改成了这句话。

这些不符合传统音乐审美的“抽象”现场，却成为了今夏最有流量的热点和文化现象。

那么，从那艺娜到单依纯，年轻人为何爱上这种“癫”？

从那艺娜到单依纯，华语乐坛“癫”向何方？

武汉的农村妇女那艺娜，她的人生可谓一部励志的荒诞剧。

最初，她在网络上冒充俄罗斯人娜娜，被平台封杀后摇身一变成为“大中国娜娜”，带着土味歌曲《爱如火》横扫短视频平台，后经过一系列运作，那艺娜成为了Gay圈Icon和亚文化圈的抽象女王，把巡演开成了大型玩梗现场。

假唱《苹果香》时直接放童声版，观众不责怪反而笑翻；现场被观众追着喊妈妈，粉丝戏称她是“前苏联留给世界最后的遗物”，“美国有Lady Gaga，中国有Russian nana”，各种乐子层出不穷。

人气火爆的同时，其商业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公开数据，那艺娜巡演分为99元、129元、299元、699元几个票档，每次开售都被抢空，二级市场更是翻了三倍。目前，那艺娜已在北京、杭州、上海、武汉等多城开过巡演，还豪气宣布要在海外再开8场。

可以说，观众追捧那艺娜，并不在乎她真唱假唱。他们要的是一场能笑到肚子疼的集体狂欢，而那艺娜就是那个最懂怎么“整活”的人。

前段时间庞麦郎的巡演，也是2025年最为抽象的文化景观之一。12首歌换10套衣服，庞麦郎在台上梦呓一般地重复着“我的父亲是瓦匠，我的父亲是瓦匠”。他的土味、怪异、搞笑、边缘，在过去的网络时代被群嘲，在2025年的Livehouse里，却迎来了第一批理解他的观众。

单依纯在《歌手2025》舞台上，把游戏《王者荣耀》的术语塞进李荣浩的《李白》里，“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这一段念白，被乐评人丁太升批为“令人尴尬到爆的low，堆满了小圈子用语，以及粗鄙化的重复”。

而正是这种小圈子自嗨，在抖音掀起超20亿的播放量，网友们争先翻唱、模仿、二创。就连《人民日报》都下场评论，称“对年轻人的文化表达既要给予包容空间，也要积极引导”。

这届年轻人很“反骨”。越是不被理解，年轻人就越用流量证明，看似无厘头、整活发癫的音乐，正好长在他们的嗨点上。

其实在去年，华语乐坛也刮起了一股“抽象”风潮。

野生rapper诺米以一首抽象diss《谢天谢帝》火爆全网，不仅MV拍摄地的运动器材成了年轻人的打卡胜地，他本人也从小透明升咖为正能量网红，为家乡文旅代言；几个年轻人自制的草根说唱选拔节目《说唱刷笼怪》，里面的选手怪态百出，反而在全网吸引百万粉丝，证明年轻人偏爱这种底层乐子的原生态；就连陶喆多年前的综艺片段，也被00后翻出来剪成鬼畜cut，让陶喆凭借“哦啊啊欸欸啊啊”的抽象片段成功翻红。

换句话说，在“人红歌不红”的时代，拥有魅力比拥有实力更容易被人记住，会玩梗、有趣比唱得好更能抓住年轻人的心。

就像单依纯的“小品女王”人设，想要被年轻人喜欢，多少都要搞点抽象，而独立音乐人能被观众快速记住的捷径，也是抽象。

年轻人到底在迷恋什么？

抽象文化，最早起源于游戏圈层中，主播孙笑川的游戏黑话被粉丝做成各种表情包传播，是最早抽象文化的雏形。而后短视频崛起了一大批土味网红，Giao哥、药水哥、郭老师，这些早期网络抽象文化的“上古真神”，用夸张的表演打破常规认知，经由短视频和表情包传播后，渐渐形成了一个个亚文化圈层。

粉丝用模仿抽象表情、玩烂梗狂欢，建构出统一语言，去寻找身份认同。而后，随着说唱歌手与土味网红的联动，B站上直男对蔡徐坤、丁真的鬼畜，抽象文化渐渐走出了亚文化的小众圈层，慢慢走向大众，为后期在各个文化圈层的落地提供了土壤。

那么年轻人迷恋抽象，到底在迷恋什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视角可以解答。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系统地提出狂欢理论，其思想根基源于对中世纪民间狂欢节、闹剧、滑稽戏等文化现象的观察。他认为，狂欢节并非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颠覆常规社会秩序的 “第二生活”，通过打破等级、消解权威、释放身体欲望，构建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狂欢世界。

年轻人所迷恋的，是解构一切的快乐。越是怪诞和夸张，越是能颠倒尊卑秩序，在虚假的狂欢中获得短暂的平等感。而年轻人在网络世界中玩表情包，就是这种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大家去听那艺娜的现场，打破了“歌手—观众”的权力关系，人们不再遵循看演出必须正襟危坐、被动仰望台上的规则，而是可以尽情释放、寻找快乐；去伍佰的演唱会年轻人可以唱完整场，也是同样的道理。诺米的经历也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不按常理出牌也能成功。

而法老、早安的《健将》那句“有意思比有意义本身更有意义”，是一句呐喊，既然权威和规则无法改变，不如先让自己开心。而单依纯的“如何呢，又能怎”代表着一种精神状态，也恰恰是她敢在《歌手》这个严肃舞台上“发癫”，给了高压生活下人们一种情绪释放。

所以，年轻人听的不是歌，是一种情绪宣泄。当现实让人窒息，抽象音乐成了情绪的安全出口。在这里，没有正确答案，没有审美绑架，只有怎么开心怎么来的自由。

不是不懂审美好坏，而是更需要一场不需要意义的狂欢，用娱乐化的方式，消解生活的苦涩，用戏谑对抗规训，以玩梗消解焦虑。

从摇滚、说唱到抽象：青年文化的变与不变

2018 年，作家许知远在主题演讲中提到，这一代青年人需要新的梁启超和凯鲁亚克，需要创造新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事实上，青年文化始终与社会演变紧密相连，音乐作为青年思想的先锋载体，一直被当作抗争的有力工具。

回顾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摇滚音乐在欧美大陆的兴起与当时的反战思潮、民权运动密切相关。

像鲍勃・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歌词中一连串的反问，如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和平、自由以及社会正义的追求与思考。披头士的《All You Need Is Love》则以简单而直白的歌词，传达出爱与和平的主题，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内心渴望的集中体现。

在音乐中，青年们用激昂的旋律和富有深意的歌词表达着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反对残酷的战争和阶级压迫，呼吁爱与和平。

到了 80 年代，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盛行，底层黑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通过街头说唱、涂鸦、街舞等艺术形式，宣泄内心的不满。

被誉为 “说唱史上第一首社会意识歌曲” 的《The Message》，生动地描绘了纽约贫民窟的艰难生存困境，歌词中描绘的破烂的学校、失业、毒品交易，直接而犀利地指出了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结构性贫困问题。歌曲《The Bridge Is Over》则将矛头指向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同时揭露毒品泛滥对社区的严重侵蚀。这些说唱作品，成为黑人青年反抗社会不公的武器。

美国 “垮掉的一代” 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曾发出过时代叩问：“你的路是什么呢？伙计！—— 圣徒的路，疯子的路，虚无缥缈的路，淡泊悠闲的路，还有什么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问题是怎么走，走到哪儿？”，这些句子放到现代也依然振聋发聩。

过去的摇滚青年穿着皮衣和喇叭裤，用诗歌般的歌词构建乌托邦，去宣泄对于现实的不满。而如今的年轻人，把游戏术语、网络烂梗塞进歌曲里，在狂嗨与大笑中对抗生活的沉重。

从摇滚到说唱，再到如今的抽象，每一代青年文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反抗方式，它们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思想映射。

许知远曾期待的，这一代青年人要创造“新的语言”，抽象文化或许就是答案之一。它不够精致，甚至有些混乱，但足够真实。当老一辈皱眉吐槽“这唱的什么玩意儿”，与其急着否定，不如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耐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困惑与挣扎。

毕竟，在这个情绪都要被标价为价值的时代，一场能肆无忌惮跟着瞎吼的演出，已经是年轻人能找到的、最触手可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