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特尔·阿克曼，比利时国宝级女导演，女性主义先锋，18岁拍摄第一部电影，25岁因为《让娜·迪尔曼》（1975）一举成名，时至今日该片入围全球最权威的影评杂志之一、英国电影学会主办的著名电影月刊《视与听》评选的“影史最伟大100部电影”，并在2022年位列第一。


       香特尔·阿克曼，还是一位作家，不倦的文字生产者。若不是因为戈达尔的一部《狂人皮埃罗》（1965），15岁的她的人生轨迹不会被改写，此前她的志向一直是“成为一名作家”。而此后，她的一生几乎也没有远离这个身份。写作一直被她视为内心最纯粹、最基本的欲望。她在书中说“唯一能拯救我的便是写作”。她甚至说，有朝一日她总会停止拍电影，但永远不会停止写作。
       2024年4月，《香特尔·阿克曼书写与声音作品1968-2015》在欧洲出版，一套三本，一卷是评论集，最主要的两卷是将近一千五百页的文字创作，除了剧本、画外音文稿、电影构思笔记等与电影相关的写作，还有她的纯文学创作，包括一部戏剧作品《夜间大厅》（Halldenuit），两部小说《布鲁塞尔一家人》（UnefamilleàBruxelles）、《我妈笑了》（MaMèrerit）和收录于《电影人自画像》（Autoportraitencinéaste）中的自传《冰箱空了，我们可以把它填满》（Lefrigidaireestvide，onpeutleremplir）。其中很多作品都有她自己的朗读版。
       这里提到的《我妈笑了》，其中文版今年4月在中国出版上市。


       新行思找到我，和我聊这本书时，还是2022年9月。因为是阿克曼，还未见书便已经喜欢。只因尚在学期中，时间上无法保证，于是拉了研究生苗苗为本书助力。苗苗当时还面临着课业、发文、定题等一系列压力，却还是开心又坚决地告诉我要参加翻译。于是我们就这样一头扎进阿克曼的文字世界。这本小书文字简单、生活化，可这并不意味着翻译简单。阿克曼碎片化的叙事、口语化的文风、“任性”的思绪逃逸、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无缝衔接，还有最可怕的主语人称代词混用……在阅读原文的时候觉得是享受、是个性、是与众不同的风格，在翻译的时候就是艰难险阻。有一次苗苗给我发消息说：“老师，我翻译时经常会不知道她称呼的是谁……写着写着就乱了……”于是后来我字字句句地捋了好几遍，生怕搞错了谁是谁，谁在说，又是谁在想。翻译的字斟句酌在这本书的诞生过程中，绝不亚于我同一时期做的学术翻译。甚至介词，我们也尝试着换了两三种不同的表达。还有就是那些阿克曼特有的口语中的对爱人的昵称。有时连外教都摸不着头脑，说他周围并没有人这样说。最终交稿的时候，花花绿绿的修改也是经历了好几版。
       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书名，我有过很大的犹豫。证据就在给“笔会”的稿子里。2023年5月，因为个人研究和阿克曼小书的翻译工作，刚好踩上了母亲节的点，感慨良多，于是写了《女儿与母亲的连接，是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吧？》，文中提及此书，一直在说《母亲笑了》。一方面，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题，且作者确实用了“mère”（母亲）一词，我选择了稳妥的译法。但另一方面，译成母亲，少了前面的主有形容词“ma”（我的），且全书文风的确偏口语，让我有些介怀。


       私下跟苗苗商量此书时，我开玩笑给她发“《我妈笑了》”，她总会回个哈哈大笑的捂脸表情。我心有所动，不禁想起阿克曼在电影里流露出的幽默感。她的御用剪辑师克莱尔·阿瑟顿（ClaireAtherton）曾在一次访谈中聊到阿克曼的最后一部电影《非家庭电影》（NoHomemovie），说当时最初的定名是《家庭电影》（HomeMovie）。团队人员说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暗指这部电影是家庭录像素材剪辑而成的（安妮·埃尔诺倒是真正做了一部这样的电影《速8岁月》，这是题外话）。阿克曼一听，立马表示，这可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于是当机立断，改成了“非家庭电影”。所以一个自带幽默感的名字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和看到它时的会心一笑。最终定稿前，我又和编辑老师有过一轮细致讨论。她告诉我“母亲笑了”这个题目在选题会上甚至都没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换成《我妈笑了》以后，一下就被同事们记住了，广为流传。这个书名猛一看有点好笑，但细想来也并未有任何添减，更重要的是，口语化的表达也符合阿克曼在电影和文字中都很钟情的念白风格。
       而翻开这本书，在最初的轻松一笑后，我们随即被带入与阿克曼的电影世界全然不同的文字世界。电影里她的表达是先锋的、尖锐的，时而充满好奇，时而静默哲思。而文字里的她整个儿退回自己的内心，变得出人意料地脆弱、忧郁。她不再是纵情肆意、才华横溢的女导演，女性主义运动中旗帜般的人物，而是那个扯着妈妈衣裙的小女孩；为了爱情兴奋、痛苦、矛盾的少女；与妹妹比起来毫无实际生活能力的大孩子。她有着敏感的内心，觉得自己总是语出伤人，“我的话都太过伤人，以至于事后自己都会感到恶心。我又回到自己的小角落里，在那里我可以吞下一切，随后它们又变成怒火，一点一点杀死我。”她的烦忧、她的激情都显得真实而切近。尤其是这部她人生最后的小说，记录的又是母亲最后的岁月。关于母亲的日渐衰弱，她用文字记录点点滴滴，并时时痛苦地提醒着自己，做好准备，送母亲远行，那是必经之路。母亲的经历、母亲的记忆，也是她人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真正痛苦的记忆，母亲对子女绝口不提，“即便我去问她，她也不会讲集中营里的事情，除了像她的朋友为了救她而去偷土豆这样的事。她只告诉我一些伟大的事情，其他一概不提。”记忆的迷雾于是一直存续在阿克曼心中，无法释怀，甚至她的创作也带上了家族记忆缺失带来的印迹：“这不是布料破了个洞那么简单的事，布料破洞了可以补好，但假如布料本身有问题，那便无计可施了。”她把自己的人生比作坏了的布料，想要去思考（集中营）幸存者和死者的事，但却永远困难重重。
       在这条主线之下，阿克曼还穿插了自己和家人的相处，以及情感经历。她的叙述尽情享受着文字带来的自由感，倾吐的是内心的独白，意识流般的任性絮语。在爱情面前，她永远是真实、纯粹、勇敢的。而面对人生，有时候她的绝望那么深，或者是她的清醒让她不再掩饰，她说：“至于我的生活，我根本没有生活。我还没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别处，不过在别处总是好些。我只是离开、归来、再离开，一直如此。”她又说：“我总是一边想着许多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一边说再说。说到底只关乎两件事罢了：要么活着，要么死去。”
       阿克曼的作品，无论影像还是文字，总是被拿来在自传与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而她作为一位艺术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着自传作为类型和定义的边界。在《我妈笑了》一书中也是一样，视觉与文字，记录与虚构，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表达着关于艺术与生活、创作与经历的一切。书中的图像有生活照、工作照、视觉作品截图、摄影作品……自由地穿插在文字叙述之间，就像落在段落字句间的标点，为文学作品增添了另一重潜在叙事。因而它不同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式作品，成为阿克曼独特的自我书写。她说她不会原原本本地复述曾经发生的事。她只是从那里汲取灵感，并加以变化。叙述不是自传式的，但感觉却是。正如她在《电影人自画像》一书中曾清晰表达过的：“带着布满漏洞的历史的孩子只能重新创造记忆……在这种情形下，自传就只是重新创造。”
       以前用DVD看电影，总爱正片以外的第二碟，有时是拍摄花絮，有时是加了导演评论音轨的片子本身。借此对片子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或者获知一些有趣的小故事。那么这篇小文权当是作为阿克曼的读者、影迷、翻译的我，为这本书、这位艺术家添加的一小段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