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省嘉山县赵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的朱元璋（当年叫朱重八），家中还有三位一奶同胞的兄长，即大哥朱重四、二哥朱重六、三哥朱重七。虽然在当时，这个家庭处于元代社会的最底层，穷得连温饱都困难。朱元璋刚出生时，家里竟连块给他裹身的布都找不到。但就是在这样贫寒的岁月里，三位兄长依然给了小朱元璋无私的关爱，点点滴滴的相处细节，成了朱元璋一生刻骨铭心的温暖记忆。

但就是这样的温情快乐，放在元末天灾人祸不断的年月里，却也十分短暂：从元朝至正年间起，苦难就向着朱元璋一家反复袭来。先是二嫂、三嫂以及二哥的独子先后在瘟疫中病故。全家人还没来得及擦干眼泪，至正四年（1344）更大的灾难袭来了——空前的旱灾席卷江淮大地，官府依然只知横征暴敛，于是朱元璋的家乡里，家家户户都起了新坟，朱元璋的父母大哥也相继亡故，家里只剩了他与大嫂二哥以及大哥留下的一双儿女……

也正是在这样的绝路面前，十六岁的小朱元璋找邻居刘继祖借了块地，含泪埋葬了亲人们，然后与二哥朱重六抱头痛哭一场后告别，分头离乡讨生活。再然后，就是他“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奋斗岁月。但哪怕君临天下后，已是“洪武皇帝”的朱元璋，依然对这骨肉亲情念念不忘。当年与二哥痛哭分别的一幕，也被他亲笔写入了《皇陵碑》里，几乎一字一泪诉说：“兄为我伤，我为兄哭，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也正是这段难忘的亲情，令开基建国后的朱元璋，给了三位兄长优厚的回报：二哥三哥分别被追封为“盱眙王”和“临淮王”。大哥朱重四的长子朱文正，后来也成长为朱元璋麾下得力战将，哪怕后来这小子脑后长反骨，干出了反水投敌的丑事。顾念亲情的朱元璋依然免他一死。朱文正的儿子朱守谦还承袭了“靖江王”爵位。靖江王一脉也从此一直传到清初顺治年间，直到末代靖江王朱亨歅为大明壮烈殉国才告结束。

而比起这些“优待”“纵容”“追封”来，这份亲情对朱元璋更大的影响，却还在治国政策层面。朱元璋尤其不能忘的是，为什么他那个童年时贫寒的家庭，会走到家破人亡兄弟诀别的境地？不止天灾，更有人祸。

在那个元朝末年的岁月里，元王朝的统治阶层已完全腐化，放在基层的州县里，那些所谓的“父母官”却只知贪酷害民。特别是一次次灾荒里，那些本该属于朱元璋一家的救济钱粮，更是被一级级“刁官”“刁吏”们层层扒皮“吃掉”，直到朱元璋家这样的贫农家庭，血肉几乎被完全榨干。《明实录》里记载，后来已是帝王的朱元璋，忆起童年往事，依然满是愤怒：

“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也正是这从那时起扎根心头的愤怒，撑起了朱元璋自明朝开国起，那几乎零容忍的酷烈反贪手段：官吏迎送上司，就要被杖责，擅自使用官马官车要“杖六十”。贪污受贿六十两更要“枭首示众”。仅洪武九年这一年，全国被抓到凤阳“劳动改造”的“落马官员”就有上万人。“空印案”被杀官员数百，外加又杀了吏员数千。“郭恒案”更是“自吏部左右侍郎下皆死”。为杀光“刁官”“刁吏”，不惜血雨腥风。

如此残酷的手段，今天也常惹来个别“专家学者”诟病。但不争的事实是，就是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多年里，经过这一拨拨强硬的治理，终于一扫“胡元之弊”。明王朝的官员们“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甚至“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王朝能够从开国一片烂摊的困境里快速崛起，实现彪炳中华史册的盛世，也正因享受了这“廉政红利”。

而除了愤怒之外，那“贫饿而死”“无处葬身”的痛苦记忆，也同样成就了朱元璋另一些影响深远的国策：从明朝开国起，大明全国广设预备仓，用以储备赈灾钱粮。另外还有专门收容鳏寡孤独的“养济院”，提供医疗的“惠民药局”，作为免费公墓的“漏泽园”，也在全国上下大量普及，终于形成了明朝特色的社会保障。明朝学者敖英，更把“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作为朱元璋三大堪称“仁哉”的善政。

而在这些善政的推广上，朱元璋同样采取了强力手段，地方官倘若“养济院”建得慢了，或是克扣了钱粮，都会被严厉治罪。哪怕没有及时收养老人，都要被“杖六十”。遇到饥荒等大事，官员们如果真在效率过低，照样也会被治罪。明初的户部主事赵乾，就因赈灾不力，直接被朱元璋杀了头。看看童年朱元璋的“兄弟情”，就能明白他在这些事上的愤怒。也正是这些满怀愤怒推广的国策，奠定了明王朝开国后的繁荣强大，以及稳定的民心。但是，也同样是这份对亲人的怀念之情，令朱元璋也设立了“史上最优厚”的宗藩制度。明初的亲王，可以享受每年“万石”的禄米，下面还有“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等各个级别。哪怕“镇国将军”的年俸，都能与明朝正一品文官持平。在朱元璋看来，这一套待遇优厚的宗藩制度，一定能保证朱家子孙衣食无忧，再不会出现他与二哥“泣断心肠”的惨剧。

可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这一套优厚的待遇，却成了整个大明朝财政的无底洞：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大明的“宗藩”们一茬接一茬猛增，单是明朝嘉靖年间，大明的宗藩人口就比明初暴增150倍，到了明朝亡国前夜的天启年间，“宗藩”人口竟已突破了十三万。嘉靖年间时，明朝每年政府开支四百万石粮米，但养“宗藩”却要花掉八百五十三万石禄米。大明老百姓勤扒苦做挣来的财富，几乎都要拿来养这群“龙子龙孙”。

而这群“宗藩”最大的危害，还不止是白吃白喝的“蛀虫”，更是依仗特权的“吸血鬼”。特别是发展到明末年间，“宗藩”们更凭借手中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垄断各种社会财富。到了明朝临近亡国的几年，“宗藩”们占有的土地，已经占到了明末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特别是作为重灾区的河南，更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一半以上的良田都被他们吞并。明朝的国力财富，几乎就是被他们吸干的。

可以说，为何明末会落到两线作战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些锦衣玉食的藩王们，就是重要“推手”。

可笑的是，当明末闹到天下大乱的地步时，这些眼看大难临头的“宗藩”们，依然还觉得与己无关。比如当李自成的农民军迫近洛阳时，身在洛阳的兵部尚书吕维祺，几乎是字字泣血，写信苦求洛阳当地的福王朱常洵，求他拿出钱粮为国分忧。可忙着花天酒地的福王呢？却是置若罔闻，然后就是洛阳城破，福王朱常洵被农民军处死，其惊人的财富全数被李自成充做军饷，活活当了李自成的“运输大队长”。

当了“运输大队长”的，可不止是朱常洵一人，在明末清初的大乱里，各色藩王们的表现，几乎都如出一辙，多是一开始捂着钱财不撒手，然后被农民军来了个赶尽杀绝。多年来从大明朝“吸血”吸来的财富，这会更给明朝灭亡来了个神助攻。李自成俘虏朱常洵后，对他的一顿怒骂，更成了这帮人的真实写照：“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

朱元璋恐怕想象不到，他满怀兄弟骨肉情深设立的宗藩制度，会把老朱家的龙子龙孙们，一个个养成不争气的“奴才”。期待大明江山千秋万代的他更不会明白：导致明朝亡国的最大一个坑——宗藩制度，竟是他亲手挖下的。“特权祸国”的一幕，即使超越了倾向立场，亦有多少叹息反思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