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封建王朝皇帝个人的最大的矛盾是：“皇帝大权独揽的欲望和懒得亲力亲为的惰性之间的矛盾，而满清军机处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皇帝的精力问题”。明清两朝废宰相后都差不多，只是满清当时内阁和军机并存，满清的军机大臣基本上都兼任内阁尚书，军机设与不设，和皇权达不达到巅峰没多大区别，因为维持统治最重要的是权力制衡。

军机处成立初期只是雍正为专门为处理军事问题的临时性机构，后来逐渐成为满清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始于雍正七年对青海用兵时所设，至宣统三年七月中枢改为内阁制而消亡，是清帝国一百八十二年里最高的建议和执行机构。

军机处具有很大的议事权，绝对不是现在所说就是一个秘书处，实际上很多政治问题是军机处独立（或者协同六部）拿出解决方案的，但“最终决策权”始终在皇帝手中，这一点军机处始终未能逾越，军机处就是雍正把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合二为一的机构作为帝国的中枢，军机处的办公地址除了紫禁城里位于隆宗门内的一个单独办公地点，在圆明园如意门内也有一处军机堂，是在皇帝每年移园的时候，军机处跟随而去的办公场所。所以这样与皇帝形影不离，如此一来，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如此一来军机处享有其他机构无法企及的荣耀和待遇。

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不拿俸禄，只能传达皇帝的指令，自己不能做任何决定。甚至也没有六部那样的正式办公署衙，紫禁城里的只是一处临时值班房。军机处之所以能够高效且专业地参与最高层决策，源于它的高度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体现在军机大臣的临时工性质，皇帝可以随时招募那些具有能力、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大臣，也可以随时替换不称职的人选。

军机处实际上是个“四无机构”，无常任人员、无正式职称、无办公署衙、无岗位津贴。注意，以上就是为什么皇帝可以信任军机处。因为它的一切是“非固定”的、临时的、兼职的，这样也就很难发展个人政治的势力。皇帝随时可以将其罢黜。权力越集中，君权越大。

军机处成员不固定，多随皇帝需要而进行增减，从军机处建立起，军机大臣就一直都有内阁大学士兼任，多的时候大学士达到三人，并且军机大臣下属的军机章京则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各有16人，轮流排班以备皇帝召对，另军机处还下辖一个名为方略馆的部门，负责谕旨、文书的收贮整理等工作，相当于秘书处。

军机处系清代重要机关，所以，军机处洒扫庭除、勤杂送水等服务工作，一概使用15岁以下不识字的太监。军机处的职掌大致为三类：即不时召对商议机务，面奉谕旨草拟文书，审议誊录保存文件。

满清的高级官员都有入宫的牙牌，但军机处的凭证比牙牌更为气派，《桓枢纪略》所载军机处的凭证为金牌，“金牌以金为之，广约五分，厚约一分，修约两寸，上镌军机处三字，直（值班）军机配之”，而这面金牌不仅是军机处的凭证，也是军机处行使权力，打开印匣的“钥匙”。满清的各个衙门都有印章，这是一个机构运转必不可少的权力标志，作为军机处这么重要的机构，这里“公章”也与其他衙门不同。军机处印章为银质，专门存储在收藏皇家珍贵图书、笔墨纸砚的懋勤殿，由内奏事处太监专门管理，但是内奏事处太监只有看管之权。

如遇需要钤盖印章打开印匣的时候，必须由当天的军机章京到领班军机大臣处，领取随身佩戴的印匣钥匙，并携带上“军机处”金牌，唯有两者同时出现，才能够在内奏事太监的监督下加盖钤记，如此才能让军机处下发给各省的文件生效。军机大臣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本人的喜恶决定，你罢免一个军机大臣和罢免一个尚书，完全根本就不是一回。皇帝集权并不是通过军机处来体现，军机处本身建立的逻辑是为了解决的是皇帝自己的精力问题，具体来说还是人的问题。

如此重要的机构，也势必会成为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据《池上草堂笔记》和《浪迹丛谈》的记载。嘉庆初年，乾隆皇帝退居二线“训政”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需要召集军机大臣议事，但此时军机大臣早已“退值”，只有军机章京吴熊光和戴衢亨两人在。无奈事急从权，太上皇乾隆只好召见他们二人奏对，结果这两个人办事和回对的能力让乾隆皇帝非常满意，于是准备将他们二人升为军机大臣。

在领班军机大臣和珅赶来后，乾隆皇帝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和珅，和珅无奈回答到吴熊光和戴衢亨只是五品小官，远远达不到军机大臣最低三品的“起步价”。于是乾隆当即给吴、戴两人加升为三品职衔，并在晓得吴熊光家贫乘不起三品的轿子后，又从户部拨发给吴一千两的饭食银作为生活补贴。

可以说，权力越集中，王朝决策失误的概率越大，强人君主还好，君主一烂，王朝就烂了。君权越强，也不代表皇帝自身的权力越大。权力集中到君权上，只会使权力博弈转移到另一个赛道而已，从君—相二元博弈转为君主掌控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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