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的榜鹅海岸地铁站走出地面，你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是否步入了一座科技园区。视线首先被地面层的购物中心和社区空间占据，沿着步行道继续向里走，建筑的尺度逐渐打开，迎面没有传统产业园常见的围栏、安检岗亭或密集的写字楼，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笔直而开阔的步行轴线：林荫大道一侧是新加坡理工大学（SIT，简称“新工大”）的校舍，另一侧是企业办公区，两者之间由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天桥相连。

站在天桥向下望去，榜鹅数码园区(Punggol Digital District)的八栋建筑与开放的步行空间、连绵的绿植，以及贯穿园区的自行车道错落展开，视线可以轻易延伸到园区深处。几分钟的步行途中，学生、工作人士和附近居民交错而行，彼此之间并无明显边界。带领记者团参观园区的向导称，这里已经成为新加坡新晋的“网红打卡点”，“你只要站在天桥上拍张照片发到社交网络上，大家都知道你去过了榜鹅数码园区。”

这种松弛感并非偶然。走进其中一栋办公楼时，空调的制冷强度会随着人流变化而调整；夜幕降临后，公共区域的照明亮度会随环境光线自动变化；当周围无人时，系统会自动关闭建筑物的照明、饮水机、空调和其他不必要的能源设备。对园区内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变化几乎是无感的——它们被精心设计成日常体验的一部分，而支撑这一切运转的上万个传感器和数据处理系统，则安静地隐于幕后。

占地约50公顷的榜鹅数码园区由新加坡贸工部下属开发管理机构裕廊集团(JTC)打造，是当地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智慧园区项目。作为新加坡首个“企业发展区”，该园区打破了传统工业用地限制，开创性地将大学校园、商业办公和社区设施融为一体，以适应数字经济企业对多功能空间的需求。其目标非常明确：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协作与创新中心，并成为新加坡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

榜鹅数码园区打破了传统工业用地限制，将大学校园、商业办公和社区设施融为一体。图片来源：裕廊集团

2018年，新加坡政府首次向外公布了榜鹅数码园区的宏伟蓝图，并于2019年正式动工。按照规划，这里将容纳约2.8万名科技从业者和1.2万名大学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网络安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关键技术领域。然而，新冠疫情的突袭导致施工进度放缓，据新加坡裕廊集团新区发展总署长刘政彤介绍，直到2024年8月，第一期项目才随新工大校园同步移交；到2025年年中，整个园区已实现全面交付。

截至目前，榜鹅数码园区的八座大楼中，约65%的空间已被预订。首批入驻租户既有政府机构，如新加坡网络安全局(CSA)、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新加坡资讯通信专才协会(AiSP)等，也有松下(Panasonic)、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Group-IB‌、万向集团等跨国企业，以及dConstruct Robotics等本地初创公司。随着更多企业正式入驻并启动运营，2026年将成为榜鹅数码园区经受市场检验的第一年。

一座打破边界的科技园区

对新加坡而言，榜鹅数码园区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城市开发项目，而是多年科技与产业政策累积后的结果。

过去数十年，新加坡通过高度集中的工业园区体系，成功吸引了大量跨国制造企业和区域总部。裕廊岛的石化产业集群、大士的生物医药园区，以及纬壹科技城的科研与创新生态，都在各自阶段支撑了经济增长。但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数字经济取代部分传统制造成为增长引擎，这套以“产业分区”为核心的模式开始显露出局限性——研发、测试、应用与人才培养往往被切割在不同空间，创新周期被拉长，试错成本随之上升。

刘政彤解释称，在过去的园区规划中，大学与企业往往只是比邻而居，知识和人才难以真正融入产业循环。“我们这次想采用全新的理念，打造一个特别的生态，让大学、企业、政府机构和甚至社区居民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相互接触，产生更多合作的可能。”

裕廊集团新区发展总署长刘政彤

在这样的背景下，榜鹅数码园区应运而生，而其投入使用之际，正值全球科技产业经历新一轮重组。企业越来越重视能够在政策、制度、生态上提供稳定预期的创新环境，而不仅仅是追求技术领先。

榜鹅数码园区位于新加坡东北部，长期以来并非传统的商业或工业核心。近年来，随着地铁线路和跨岛交通网络逐步完善，榜鹅逐渐被纳入新加坡整体城市结构之中，成为连接住宅区、大学与产业空间的重要节点。

从区位上看，榜鹅数码园区靠近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跨境通道，向南可快速通达樟宜机场，向北则衔接实里达航空园区。对于需要频繁进行跨境协作、技术交流和人员流动的科技企业而言，这种区位条件在选址时优势明显。同时，榜鹅避开了核心城区紧张的土地环境，这既使园区在规划上拥有相对完整的布局，得以在同一片区域内同时容纳教学、研发、办公与公共空间。

与以往园区最显著的不同，在于该园区并未将自身定义为某一单一产业的聚集地。园区所确立的重点方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网络安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技术领域——均高度依赖真实环境的数据与反馈，单一实验室或封闭测试场景难以还原现实条件。

为了打破传统园区管理中由于系统互不相通而形成的“数据孤岛”，裕廊集团与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共同开发了园区的数字底层架构——开放数字平台(Open Digital Platform)，通过遍布园区的传感器网络将内部建筑、能源、交通、环境等系统数据统一接入，并开放给学校和企业“即插即用”。这不仅为园区运营提供了更精细的管理方式，也为企业和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可反复验证技术方案的现实环境，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

“你可以把这里看作一个生活实验室，企业利用我们的开放数字平台，比如借助闸门、电梯等设施的数据，来测试他们的解决方案。”刘政彤表示，“很多已经开展的项目都与机器人有关，包括运输、保安、清洁等方面的应用。”

裕廊集团与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共同开发了园区的数字底层架构“开放数字平台”。图片来源：裕廊集团

当产学研成为日常

随着榜鹅数码园区逐步投入使用，最先发生变化的不是企业的办公方式，而是大学对“教学场景”的理解。

成立于2009年的新工大是新加坡第一所应用学习型大学，也是一所面向产业的大学。从一开始，它就是榜鹅数码园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工大来说，迁入榜鹅数码园区不仅意味着地点的改变，更是一次深化教学、产业合作和实际应用的战略机遇。

新工大数码化技能中心主任黄开庄教授说，“我们一直很重视应用学习，过去学生通常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模拟真实环境，但现在真实的环境就在眼前，为何不将校园本身作为应用研究和学习的平台呢？”在他看来，这种做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学生可以直接接触到一个真实运转的系统。“我们想做的不是把学习放在实验室里进行，而是把整个校园变成一个实验室。”

新加坡理工大学位于榜鹅数码园区的新校舍。图片来源：裕廊集团

在网络安全、能源管理、人工智能等专业，新工大的学生已经开始从“模拟”转向“实战”，直接利用园区内的基础设施进行测试和研发。以能源管理为例，新工大与新加坡能源集团(SP Group)合作建立了多能源微网(MEMG)，不仅支撑着榜鹅校园的供电，更成为了学生研究分布式能源如何与城市电网互动的真实样本。

在运转的系统中开展教学也存在挑战，但在黄开庄看来，榜鹅数字园区恰恰提供了一个让学生们可以试错和积累经验的空间。“在校园里，最坏的情况可能只是停电一天不上课，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企业，后果就完全不一样。”

正是在一个风险相对可控的环境中，新工大与企业得以通过“空间交换”的方式推动产学研融合——新工大将企业的运营系统作为学生的“扩展教室”，供学术人员和行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解决方案，企业也有机会吸纳新工大的研究和人才库进行试点，并加速榜鹅数码园区生态系统的发展。

企业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近水楼台”的红利。目前，新工大已与大华银行(UOB)、万向区块链、dConstruct Robotics等多家入驻榜鹅数码园区的企业启动了“生活实验室计划”。全球AI算力巨头英伟达也在新工大设立了人工智能中心，计划在未来三年培训超过200名人工智能专才。

对万向而言，将新加坡区域总部设立在榜鹅数码园区，是其拓展海外布局“下南洋”的重要一步。这家来自中国浙江的制造业巨头，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汽车零部件产品销往美国，是最早“走出去”的民企之一。如今，其主营业务已从汽车逐步拓展至农业、金融等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开启多元化布局。

万向新加坡负责人郑丹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万向选择将榜鹅数码园区作为落脚点，是出于一种战略层面的共鸣。在杭州萧山的钱塘江畔，万向正打造一个类似的标杆级智慧城市项目——“万向创新聚能城”，主攻清洁能源、动行智控产业。“我们发现新加坡政府在榜鹅所做的事情，与我们在国内的探索高度契合。”

郑丹枫表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的特殊定位，“新加坡如今是一个‘数字自由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论是对接东盟、中东、非洲乃至欧美市场，这里都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和中心桥梁。“

在榜鹅数码园区，万向将主要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新工大的学生也将有机会通过“生活实验室计划”与万向紧密合作，参与创新孵化。

一场关于国家创新韧性的押注

如果只把榜鹅数码园区看作一个新兴科技园，很容易低估它在新加坡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的产业升级路径相对清晰：通过稳定的制度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政府体系，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或开展高附加值业务。这一模式在制造业、金融和航运等领域屡试不爽，也塑造了新加坡作为“亚洲枢纽”的角色。

但在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产业竞争中，这套模式正面临挑战。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跨学科协作、快速试错和本地生态的持续迭代，而不仅仅是资本和政策优惠。对于一个市场规模有限、人口仅有600万的城市国家而言，如何在不具备“规模优势”的情况下参与竞争，成为新加坡面临的一道现实问题。

根据谷歌、淡马锡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5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东南亚数字经济商品总值(GMV)预计在2025年突破3000亿美元，连续两年增长率保持在15%左右，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潜力。其中，印尼以近1000亿美元的规模成为东南亚最大数字经济市场；马来西亚则是东南亚增长最快的数字经济体（同比增长19%），GMV达390亿美元；相比之下，新加坡GMV为290亿美元，同比增长7%，无论是体量还是速度，都已在东南亚六国中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AI正推动东南亚数字经济由“数字化”迈向“智能化”。上述报告指出，东南亚AI初创企业快速增长，过去一年累计融资约23亿美元。据统计，东南亚目前已有超过680家AI初创公司，其中495家位于新加坡，凸显其作为“区域AI枢纽”的地位。2024下半年至2025上半年，新加坡获得AI领域私人投资约13.1亿美元，增幅高达55%。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最新发布的《2025年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新加坡位居第三，仅次于瑞士和美国，得益于卓越的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生态系统。但IMD警告称，随着贸易紧张局势日益侵蚀数据流动、技术标准和投资重点，这一格局可能将发生改变。

对于新加坡而言，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并不在于复制高速扩张的消费型数字经济，而在于继续充当区域内的技术、资本和制度枢纽。这正是榜鹅数码园区被赋予的角色——在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通过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争夺数据中心红利时，新加坡必须借由高度集成的生态系统，证明其依然在亚太地区拥有难以替代的战略价值。

这一思路也契合新加坡在过去十年反复强调的“智慧国”(Smart Nation)战略，即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政府运作、产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2024年，新加坡正式发布“智慧国2.0”战略升级方案，标志着新加坡从早期的数字化办公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聚焦“成长、社区和信任”的全面数字社会演进。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MDDI)数码政府副常任秘书沈丰吉(Sim Feng-Ji)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新加坡政府长期致力于通过数字化技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从医疗健康、教育到公共服务。他将智慧国2.0愿景的重点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建立可信的数字服务环境；第二，通过智慧国家战略，帮助员工和企业把握数字化带来的机会；第三，通过数字化技术增强社会凝聚力。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MDDI)数码政府副常任秘书沈丰吉。图片来源：MDDI

沈丰吉还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已经从一个‘机会’变成了‘必需品’。”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不仅关乎效率提升，也涉及就业结构、数据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这就需要政府重新调整发展思路。“我们过去是以项目为导向，现在则是搭建一个生态系统，包括在需求、人才、算力、监管等方面都有充足的保障，这需要政府、行业和科研界一起携手合作。”

沈丰吉也坦言，新加坡当前仍面临各种挑战，包括老旧系统的升级改造、满足公众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高期望，以及防御不断上升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自动消失，反而可能被放大。

榜鹅数码园区作为一个被高度规划的试验田，也并非没有风险。首先是创新的不确定性——突破性的创新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规划“催生”出来？这一点仍有待观察；其次是执行成本，与以往的园区相比，榜鹅数码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对政策协调能力和执行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依赖企业、大学、公共部门和社区持续参与，一旦其中一环动力不足，整体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新加坡政府从未承诺榜鹅数码园区会成为“下一个硅谷”。在现阶段，它更像是为新加坡的智慧国战略提供一个试验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尚未定型之前，探索哪些技术和协作方式真正有效，哪些需要修正，甚至被放弃。这将决定新加坡在变革真正到来之际，能否锚定下一个十年的繁荣。撰文/陈佳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