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滴水”，险些让亲戚成了对头；一处老宅，让早已分家的亲人对簿公堂……邻里关系、家长里短牵动着村民最敏感的神经。如今，在京郊农村，越来越多的法官走进村镇，用耐心调解帮助村民化解矛盾，在传统乡土习惯与法律之间寻找平衡，推动大量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涌现出越来越多“无讼村居”。

　　故事1

　　因修 “滴水” 邻里险成陌路

　　去年秋天，顺义区东府村南北相邻的两家人，因为一条“滴水”一度走到对簿公堂的边缘。（注：“滴水”，就是在墙基旁浇筑一圈水泥护坡，用来防雨、防渗水，保护房屋基础。）

　　村民陈建国和陈明两家是堂亲，住前后院，中间隔着一条小胡同。两家人先后翻修房屋后，陈建国家后山墙与陈明房屋南墙之间，形成了一处两头封闭的狭窄空间。“这地方一下雨就存水。”陈建国打算在自家北正房后修建“滴水”，用于排水。

　　没想到，邻居陈明却死活拦着不让修，甚至放话“不服告我去”。陈建国想到了村里的“无讼”调解室，就找上门希望有人说句公道话。

　　很快，由村主任、驻村法官团队组成的调解团队介入。“为啥不让修？”面对法官的提问，陈明认为，这条“胡同”本就东高西低，不存在积水隐患。此外，房屋出檐能够遮挡大部分雨水，自家屋顶也设置了排水管道。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施工要么从他家经过，要么得搭梯作业，“怎么干，都会影响我家。”

　　言谈话语中，顺义法院法官汤洋摸清症结。两家虽是堂亲，关系也曾融洽，但这些年走动少了。此前修房时，两家还有过摩擦——陈建国翻建二层房屋，对陈明家的采光造成了一定影响，这道“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要拿事实说话。”汤洋和法官助理拿起卷尺，在陈建国家的院子里实地勘查、测量，最终确认，陈建国计划修建“滴水”完全在其宅基地范围内，不侵害陈明的合法权益。

　　村干部也向汤洋提供了一个信息：给两家盖房的施工人员老董是本村村民，是两家人都信赖的“老熟人”。汤洋连忙邀请老董来当“和事佬”。老董的到来，让双方态度都缓和下来。“从法律上讲，这事儿确实不侵权。”汤洋趁热打铁，一边讲法，一边宽慰。

　　陈明的态度一点点松动，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同意陈建国修建“滴水”。考虑到当时已临近冬季、气温偏低，不利于施工，两家商量好，等来年春天再动工。

　　■诀窍

　　法官进村排忧解难

　　东府村“无讼”调解室落成两年多来，每隔一两周，顺义法院李遂法庭的法官都会如约而来，专为村民排忧解难。村里人遇上解决不了的矛盾，都知道先不急着打官司，可以来这里，坐一坐、说一说。

　　“在村里调解，和在法庭上很不一样。”汤洋感慨，这儿的环境没那么严肃，更像是拉家常，“既要讲法律，也要尊重农村长期形成的习惯和情理，这中间的分寸，很重要。”

　　在一次次耐心倾听与协调中，不少矛盾被化解在诉讼之前。随着机制逐渐成熟，村里的矛盾纠纷数量也在减少。原来法官几乎每周都要来，现在变成两周来一次。去年底，东府村被区里授予“无讼”示范村。

　　据悉，这样的机制，已在顺义25个镇街铺开。2025年，顺义22个村居实现相邻关系、排除妨害等重点案件“零发生”。

　　故事2

　　售宅纠纷 姑嫂各得其所

　　很多农村家事纠纷的当事人带着情绪找到法院，他们没有请律师的条件，法律知识又很薄弱，双方对结果的预期差距很大。想要弥合双方的认知差距，需要法官做很多工作。密云法院巨各庄法庭法官张维霞去年调解的一起矛盾纠纷，就颇具代表性。

　　“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儿！”这是一个小姑子起诉前嫂子，要求分割农村老宅的纠纷。原来，宋萍父母去世已有十余年。宋萍的哥哥离婚后，将村里的6间老宅留给了前妻王玉梅和孩子。多年后，王玉梅打算卖房，已经成家、在村里也有宅基地的小姑子宋萍站了出来，要求继承父母的房屋份额。

　　王玉梅对此难以接受——“房子归儿子”是农村的习惯，且离婚时房屋已经明确归她所有。

　　“哪怕只分给我一两间厢房。”宋萍坚持要分房。张维霞心里清楚，宋萍主张分割父母遗产份额，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盖在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如果分割，不仅严重影响其使用价值，也不符合宅基地管理的相关原则。

　　“要先把账算清楚。”张维霞决定，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房屋价值做出评估，先确定父母遗产在整体房屋价值中的比例，再计算宋萍依法应享有的份额。这样，不管是调解还是判决，都有了可以参考的依据。

　　然而，难题随之而来。房子历经多次翻修，评估机构在报告中无法区分父母建房部分与婚后装修部分。对此，张维霞只能自己来做。她一次次走进农家院，带着双方逐一核实：哪些是父母建房时的基础结构，哪些是婚后的装修；当年投入多少钱，如今算多少折旧。张维霞还请来当地的装修队当“顾问”，逐条核算。

　　账算明白了，沟通也有了底气。“如果分钱，也只能分到你父母遗产中的相应份额”“如果把院子分碎，对大家都没有实际好处”“房子并非你一个人的全部财产，小姑子的主张，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一遍遍“背靠背”的沟通，让双方的预期慢慢发生了变化。宋萍的诉求也从一定要分房，转变为同意接受金钱补偿。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王玉梅分期向宋萍支付6万余元。

　　张维霞表示，下功夫调解的意义，在于让当事人通过反复沟通，逐步接受一个依法、公平、可执行的结果。

　　■诀窍

　　“家事小屋”化解矛盾

　　密云法院巨各庄法庭是远近闻名的家事法庭，大量周边村镇的离婚、赡养、分家析产等家事纠纷，在这里得到妥善化解，避免了当事人反复奔波、长期对立。

　　案子办得多了，张维霞对调解工作也有了更深体会：有些案件，判了，效果未必好。“如果前期没有反复做工作，有的当事人判完以后情绪反而更激烈，不服判决、反复申诉，还要再花更多精力去解释、去化解。”她说。

　　虽然调解比判决更耗时费力，但往往比判决更有实际效果。“只有把事实讲清、把账算明，让当事人真正理解裁判逻辑，才能真正化解纠纷。”张维霞坦言。

　　近年来，围绕家事纠纷源头治理，巨各庄法庭设立10个乡镇家事联系点、6个“云法庭”便民点、4处特色普法驿站，整合多方力量，更多家事矛盾在“走到法庭之前”就得到妥善化解。

　　解读

　　多元调解方式 和谐邻里关系

　　综治中心、调解工作室、普法驿站……目前，各类型的基层调解组织覆盖全市16区，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或是需要法律咨询服务等，都可就近寻求帮助。在市人大代表、顺义区北小营镇东府村党支部书记薛新颖看来，法院力量的下沉，给基层治理带来的并不仅是几场调解、几次普法，“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帮助特别大。”

　　薛新颖说，一方面，法官定期走进村里讲法律、讲政策，村民也逐渐明白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另一方面，与法官一同参与调解的过程，也提升了村干部、调解员的能力。过去，遇到涉法问题，调解员心里也没底；如今，通过与法官的一次次协作，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处理事情也更有底气了。

　　薛新颖注意到，法官的话对村民来说更具权威性。过去，有些当事人可能碍于情面，表面接受村干部的调解，心里却并不服气。如今，有法官讲法律、讲政策，大家往往能从内心接受结果，觉得公平、公正。

　　随之而来的，是邻里关系更和谐了。薛新颖说，以前，村里人一旦走到打官司那一步，往往就是撕破脸，几十年的交情说断就断，还要花钱、耗时间。现在，通过面对面、背对背相结合的多元调解方式，很多纠纷可能一上午就能解决，最终还能握手言和，“问题解决了，关系也没伤。”（文中村民均为化名）本报记者 徐慧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