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北京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进行。作为一座全域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活态博物馆，记者获悉，延庆区陆续新发现的独立敌台或烽火台的遗迹痕迹已将近百处。

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介绍，目前，延庆的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还有一些陆续零散的新线索，留了一组普查工作人员进行扫尾工作。“线索有市民提供的，也有通过和本土专家深入交流得到的，还有一些文物爱好者提供的。”

发现延庆宣府东路长城的一个支脉

于海宽表示，此次普查，延庆区主要发现了长城附属的烽火台、砖窑、灰窑等。“新发现的一些长城线索价值都比较高，其中有一条线路是由烽火台和山险墙串联起来的。这条线路以前在长城资源调查时没能发现，因为没有完整的墙体，但十几个烽火台结合断断续续的墙体连起来有5公里左右，等于把延庆宣府东路长城的一个支脉梳理出来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几个专项调查，如红色资源专项、京张铁路专项、古村落专项等。”

他介绍，经过前几次的全国文物普查、调查，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不可移动文物都已经摸清。“这次全国文物普查距离上次还不到20年，一些新增的有价值的文物遗迹，我们基本心里有谱儿，能够在调查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有条不紊。”

留住老村子的“乡愁”

于海宽于2007年首次投身到长城普查，2009年参与了“三普”，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他看来，此次普查最大的不同点是对于文物概念的扩充、再拓展。“目前我们对于文物的概念和范围，沿袭了以往用1911年之前来标定文物的定义，这次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些年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纪念价值或意义的文物也进行了调查。”

“比如，官厅水库于1951年10月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水库涉及的村庄有50多座，这些村庄从官厅水库淹没区迁走，带走了一部分老村子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这些迁走村庄的线索和现在定居的位置，我们做了比对，对其中一些村子做了调查。很多老村子在抗战时期有一些历史事件发生，我们也做了调查。”于海宽说。

“这些山区村本来就人烟稀少，一些村子因为生活、饮水困难，泥石流易发等因素，陆续迁到山下，短短几十年间，村子就逐渐荒废、消失。从老村子长大的一些人，对家乡有很强的情结。我们最终选择二十二处格局风貌相对完整的村子，后续可能纳入文物保护的序列。很大部分建筑其实已经消失了，我们会把这些历史记录作为记忆保留下来。我们也给这个系列调查起了个名字——‘乡愁’。”

于海宽介绍，在对村子进行拉网式调查中，还留了村子里的几座水塔。“过去村子里吃自来水时，需要先把水打到水塔，再利用高度差分到每家每户。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需要了，失去了实用价值，很多村子就把它拆掉了。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当他们从外面回到村子里，远远地看到水塔，就知道到家了。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关于‘家乡’的标志。”

为当地文化和记忆留下实物遗存

“文物调查最重要的就是可视性和可达性，但这两项因素都受季节影响很大。”于海宽说，夏季可视性和可达性都很差，山区里植被生长很茂盛，道路人迹罕至，已经被掩埋，很多遗迹用无人机、卫星影像都很难发现。“可视性最好的季节是冬季，但受气温影响，野外调查每天的工作量很受限制，应该说，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难处。”

“幸运的是，这些年，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去山里的路比较通达，基本能当天去当天回。”于海宽说，“除了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是大学生，每次去山区需要住一周，白天去野外，晚上回来还要做内业整理，很多孩子几乎没有爬山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是个考验。”

“对文物保护工作来说，文物普查是最基础的工作。”于海宽说，“平时我们的工作以日常的保护、修缮、研究为主，过程中偶尔会有新的发现。但普查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指示要求，对普查的时间节点、调查对象的标准要求很明确。我们还会结合各区自身的特点，依据对当地人的了解，更有针对性地纳入有文物价值的历史遗迹。”

在他看来，普查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为当地文化和记忆留下一些实物遗存。“比如，这次我们把冬奥会的一些纪念设施、场馆、标志性建筑都放进普查范围，离我们时间非常近。”于海宽感慨道，“而恰恰是这些离我们越近的文物遗迹，消失速度反而越快，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建设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普查和日常维护，尽量去保护他们。”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