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

去年八月末，我在酉田村参加松阳国际译者驻地计划，待的时间虽然短，却给了那个蹉跎的夏季一个盛大的收尾。

我会记得抵达当日，酉田村口那棵参天的古松以远山为衬，托起一片晚霞缭绕的青空。我会记得离开前一日凌晨起床，在民宿主理朱朱的导航下，迎着日出，手脚并用，循寂静的野路和人间海拉鲁般的茶田迷宫，翻山越岭徒步去杨家堂，正午时分在竹棚中围炉煮茶，听“松阳蒲松龄”细诉前世今生。我记得在五心书院和“全能娜姐”度过的手艺人的下午，无论是茶染还是颜料染，但凡时光和纤维绞缠过自己的手指，就可以（盲目）相信：从中诞生的织物独一无二。我记得“松阳大厨”杰哥有温度的厨艺，让山间的每一餐都远比食物承载更多。我也记得在41℃的高温中暴走松荫溪和午羊堰，在石门圩廊桥啜一口起死回生的白冰粉和神仙豆腐，被冰粉大娘充满生命力的人生叙事折服——毕竟自己不久前全靠朱朱跑去药店搞来藿香正气水，才没有原地昏厥。

当然，我记得和同期译友们在望松堂、牛栏咖啡、明月下、竹林间度过的或劳作或闲散的时辰。

时值开学前一周，我们都略带疲惫、背负各自的往昔前来，却在山中共历了一段与星辰同在（cum-sideris）、因而心怀他人（considerate）的光阴。蛰居深山的时光将我们在城市中的喧嚷衬得如此孤寂，却又赋予我们重新面对日常的力量。

翻译是一种近乎体力劳作的心智劳动。过去二十年来，它在学术科研和个人创作的疾风暴雨间稳稳托住了我，使我免于难以避免的挫败感所带来的频繁崩溃。在复旦英文系念大三时，大我两届的杨宁师兄邀我参与一本美国大学人文教材的翻译，由此结识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唐云松编辑，开启了和译事相爱相杀的二十年旅程。但其实早在那之前很久，身为一名还在学习语言的中学生，我就初尝翻译诗文的乐趣，并痴迷于将喜爱的文本种花般移植入母语的过程。

翻译也是最好的细读，是一个作家自我准备道路上的必经之途。与今天看法迥异的是，中世纪译者往往被看作是最接近现代“作者”的那类人。这方面，生活在十四世纪英国的乔叟可谓一名出色的先驱。他从古法语翻译《玫瑰传奇》，从拉丁文翻译《哲学的慰藉》，从欧陆文学传统中引入大量修辞韵律、宫廷风俗词汇、典雅爱情和古典诗歌主题，丰富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教养，也为彼时仍处在“软蜡期”的中古英语拓展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类似的，众多中世纪文学巨擘如但丁、薄伽丘、约翰·高厄都曾将大量古代晚期或中世纪早期作品从拉丁文或宫廷官话译入俗语。正是这批译者兼作家的努力，为俗语（vernacular）作为文学语言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否则英语、意大利语或其他现代语种的文学史将无从谈起。古代和中世纪的优秀作家将翻译经典作品视为完善个人诗艺的关键步骤，他们的译著也向来归入其作品全集，而非作为翻译作品另录。

当然，如今我们会严格区分著作和译作，但在信任“翻译作为自我教育”这一点上，我仍是个乔叟主义者。目前，我只翻译思想上能够刺激我、语言上能逼我走出舒适区、审美上能带来战栗的诗人。翻译这些作品的过程对我感受性的侵略、扩充与更新，以及我的语感daemon们同这类侵略间看不见的格斗、角力、和解，是我怀着兴奋，乐意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愿工作中的自己成为一座语感和风格的竞技场，永远保持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的可能性。

在松阳的数日，我专注于翻译加拿大女作家、古典学学者安妮·卡森的诗集暨散文集《闲暇时光的人们》。该书开篇就以一篇谈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七种纪年法的长文给了我下马威，之后又是重拾自己支离破碎的古希腊语的日复一日。当然，无挑战不成译，翻译本来就是最好的细读和自我教育。卡森兼具学者、诗人、译者三重身份，有幸与她的作品耳鬓厮磨，也给我自己的日常劳作提供了最好的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