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1945年夏，抗战的硝烟仍未散尽，一本名为《开明少年》的杂志悄然诞生。它并非凭空出世，其前身是战前由叶圣陶等人主编的《新少年》，此次实为复刊。然而，这不仅是一本少年读物的回归，更标志着一场旨在培育“新人”的文化实践悄然启幕——它要在硝烟之上，为新一代点燃怎样的精神火炬？又将如何重塑一代少年的人格与理想？

《开明少年》合订本封面

　　开通明白 启蒙火炬

　　何为开明？创刊词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协和人家，帮助人家，尊重人家的自由，顾全人家的幸福，就是开通，明白。”在主编叶圣陶看来，等待是自己不作主，克服困难是自己作主，何不作作主呢？这不仅是一本少年杂志的开场白，更是一个民族在历经劫波后，对新一代精神人格的呼唤。在“开明”这一旗帜下，它摒弃了机械说教，立志为少年打开一扇通向理性、人文的明窗，培育敢于“自己作主”的“开通明白的新人”。

　　为实现这一目标，杂志自创刊号起便精心设置栏目，为少年勾勒一个“大写的人”应何为。“人干了些什么”和“人怎样变成巨人”这些栏目，为少年介绍巴士底狱的攻陷、辛亥革命的波澜、十月革命的震荡，呈现人类追求自由与进步的努力。这里的人，正是开通、明白的新人，推动着历史的进程。当年的少年读者，会在耳濡目染间，理解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变革所具有的内在逻辑，从而树立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观，代入这些新人成长的谱系中。

　　这般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历史观的塑造上，也渗透在学习本质的理解中。在杂志第31期，编者明确指出：“我们求各种知识，练各种能力，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是为了供自己受用。”什么叫受用？编者巧妙举出生活中的例子。有了卫生知识，应用了卫生知识，随时当心衣着，爱护呼吸器官，不再伤风了。这就是受用。其实，无论何种知识、何种能力，都是如此。懂得了，练成了之后，一辈子受用。编者由此推及学习态度，举出益处。第一，是自己的事情，一定搞得很切实。“不大明白，非弄明白不可；怀有疑问，非彻底究明不可。”其次，学习必然与生活连在一起。凡学习的无非是生活里的种种项目。一个人若永远抱有这样的学习态度，就永远能有新的收获，永远有新的受用。这种以“受用”为导向、强调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正是“自己作主”精神在个人成长中的具体实践。

　　杂志倡导的阅读观也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在第12期中，主编叶圣陶旗帜鲜明地修正了“开卷有益”的古训。他认为，一个人不能随便读书。“书中包容的是人类的经验，但是，那经验如果是错误的、过时的，你也接受它吗？接受了错误的经验，你就上了它的当。接受了过时的经验，你就不能应付当前的生活。”他告诫少年，“书非拣选不可”，要寻找“正确的，当前合用的书来读”。这其中，拣选书籍的主体是“我”，这也是“自己作主”在智识活动中的体现。由此可见，《开明少年》所倡导的不是填充，不是给青少年开出五花八门的书单，供君挑选，而是点燃启蒙的火炬，培养少年自主甄别、自主判断的能力，照亮其迈向现代公民的精神起点。

《少年》歌谱

　　科学人文 心灵沙龙

　　杂志不同于教科书，没有教员亲身教授，也不要求记忆背诵。它旨在以丰富有趣的内容，播撒一粒小小的种子。《开明少年》的编辑部深谙此道，以文字构建一场场没有围墙的沙龙，让科学、人文精神如空气般弥漫其中，滋养着好奇的心灵。

　　科学普及是沙龙的基石，其方法颇具巧思。叶圣陶之子、实际负责编务的叶至善认为，要用文艺的笔调写科学，避免老师讲课的姿态，转而“诱发孩子们一同思考”。这使得杂志的科学栏目，如“宇宙之大”、“任何人的科学”，绝非枯燥的讲义，而是充满趣味的探索。最能体现这一理念的，莫过于杂志连载苏联作家杨·拉里的科学童话《兄妹历险记》（单行本后名为《昆虫世界漫游记》）。

　　这个从1946年第9期起连载十期的故事，讲述了兄妹二人误服缩形药水，闯入昆虫世界的惊险历程。主编叶至善在推介词中精准地概括了其魅力：“把美丽的幻想和科学知识交织在一起”。这并非过誉。杨·拉里身为生物学家的专业功底，保证了书中对昆虫习性、植物形态的描述详尽准确；而其身为作家的想象力，则将知识织进曲折的情节中。少年读者跟随主角冒险，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关于生态系统、物种特性的熏陶。编辑的眼光无疑是独到的，这部作品后来取得现象级成功：从杂志连载到开明书店推出单行本，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反复再版，更衍生出《兄妹历险记》、《昆虫世界历险记》等多种连环画，风靡数十年。它成为《开明少年》科学启蒙的生动注脚，证明了“幻想”与“知识”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

　　同时，沙龙亦由人文精神构筑。这里不仅刊登小说、诗歌，更有语言学家吕叔湘亲自改译英国作家巴克斯的傀儡戏《笨王三》，介绍这种戏剧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审美浸润。此外，杂志倡导的“开通明白”，亦包含对个体价值，特别是女性命运的关注。第42期刊登的崔峻《假如我是母亲》一文，以兄长视角，叙述了妹妹如何在母亲“女孩子应该静静地在家里做事”的训诫下，从天真活泼逐渐变得柔顺沉默，最终小学毕业即居家工作。崔峻并未止于感伤，而是以“假如我是母亲”的假设，发出宣言：他将不再以“斯文地做小脚女人”为模范去约束女儿，而要“培植她们自立的基础，使她们成为建设下一代的新女性”。这篇文章不仅展现了家庭内部新旧观念的冲突，更以批判性眼光审视习以为常的观念，思考何为真正的“尊重”。

　　尤为可贵的是，杂志并未将少年隔绝于现实世界之外。1951年，地理学家王鞠侯在《开明少年》上发表文章，严谨考证，呼吁为世界最高峰“正名”。这一事件表明，杂志鼓励少年将求真的科学精神与公民意识相结合，引导其望向“窗”外广阔的社会与自然天地。

　　家国情怀 编辑之瘾

　　《开明少年》之所以能成为时代记忆，归根结底源于背后的灵魂——怀抱启蒙理想的编辑团队。

　　其中动人的典范，莫过于叶圣陶一家的接续传承。1986年，叶至善撰写《编辑工作的回忆》一文，回忆起编辑工作的始末。“抗日战争后期，开明书店在内地成立了编辑部……父亲的几位朋友看他实在忙不过来，知道我文字还清通，懂的东西比较杂，撺掇我辞掉了教员，帮我父亲编辑新创办的《开明少年》月刊。那是1945年8月，我27岁……从1945年8月到现在，足足41个年头了，我还没有放下编编写写的工作。”放不下的何止是他一人。叶至善的父亲，叶圣陶一生从事编辑工作长达73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夫人胡墨林从事编辑工作28年，叶至善最终持续了61年。叶至善曾动情地说，自己有“编辑瘾”，老也干不够。这份“瘾”，是热爱，是责任，是将启蒙火炬传递给下一代的承诺。

　　自1949年第49期起，吕叔湘开启专栏“文章修理厂”，专为修改来稿，以飨读者。第一篇是兆岐写的《自我介绍》，开头是这样写的：“来函及退稿均收接，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贫困不堪的少年，我的爸爸在十二年前（我才六岁）逝别。全家的生活依赖母亲缝衣或做生意赚些来支持，可是总是不够开支……”初读这段文字，我有些疑惑，文体很矛盾。又看吕叔湘的改法：“来信和退稿都收到了。我现在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贫苦的少年。我的父亲在十二年以前去世，那个时候我才六岁。全家的生活靠母亲缝衣服和做小生意来维持，可是总是不够开支。”如此一改，顿觉神清气爽。针对问题，吕叔湘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中学里的国文把文言教材和语体教材混合教学，让学生无意之中养成一种杂七拉八的格调，非常不好。初学写作的人对于这一点务必要提高警觉。其次，标点这件事往往也不受重视，这是很不对的。”在杂志上开辟这样一个专栏，由一位语言学大师每期与读者互动交流，实在是一件文化幸事。

　　正是这种“开明气质”，塑造了杂志的品格。从创刊号的谆谆教导，到文艺科普实践，再到整个团队对一篇科学考证文章、一部外国剧本的认真对待，无不体现着一种价值观：以最慎重的方式，为成长中的生命提供最精良的精神食粮。

　　《开明少年》的活跃期不长，却如一颗火种，点亮了一段重要的历史时空。自1945年至1951年，杂志将“开通明白”的进步理念，转化为丰沛内容，深深扎根在无数少年的成长记忆。

　　当年，叶圣陶作词、许可经谱曲的《少年》这样唱道：“要把眼睛睁开，要让头脑明白……”这“睁开”与“明白”，正是“开明”二字最昂扬的注脚。“希望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满胸满怀的欢畅，欢畅！”这恰是启蒙火种在少年心中点燃后的回响，是一个民族在艰难岁月里，对崭新未来的炽热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