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一

　　汇文中学（彼时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有几位男老师，颇具昔日汇文大学堂老教师的气质，不仅平素西装革履，头发还梳得丝丝不乱，即使数九寒冬也不戴帽子。邱信老师，便是其中一位。

　　读初一时，邱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面容白皙，讲课的声音低沉温和，不苟言笑。听学长们说，学校的外语教研组称得上“庙小神灵多”，组长赵老师曾是国共和谈的翻译官，还有几位老师自英国、印尼归国。邱老师是不是从英国回来的，我不清楚，但他操着一口标准的伦敦音。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教“对话”（dialogue）这个单词时的情景：他认为我们的发音不标准，便在黑板上写明音标，再将单词拆分，让我们跟着他一节一节读。他反复强调这个单词的重音在开头，尾音要轻、要短。他张圆嘴巴范读，到结尾突然闭紧嘴巴的样子，像个小孩子，特别好玩儿。

　　那是初一刚开学的一天，英语课结束后，邱老师叫我放学后到外语教研组找他。我有点忐忑不安：我既不是学习委员，又不是英语课代表，他为什么找我？难道我犯了什么错吗？

　　放学后，我背着书包，来到一楼的外语教研组。邱老师搬来椅子，叫我坐下，而后让我掏出英语课本，把学过的音标都读一遍，再逐个纠正。他说：“读英语，音标最重要。音标读不准，单词就更读不准，人家会听不清甚至听不懂！”

　　老师、学生不时进出，室内显得嘈杂，但邱老师不在意，或者早已习以为常，仔细听我读，再耐心范读。我有些走神，心想：难道邱老师就为纠正我音标的发音吗？全班这么多同学，为什么他单单找我？

　　邱老师只教过我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又单独把我叫到外语教研组好几次；我一遍遍朗读课文，他一遍遍纠正我的发音。虽然他从不多说什么，始终保持一副严肃的模样，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偏爱。丝丝细雨，润物无声；目光冷峻，饱含期许，我始终感念在心。

　　高中毕业那一年的冬天，课停了、花谢了，校园里一片肃杀。学校的操场后面有个不大的门，学生乘坐23路公交车、老师回白桥和安华楼的宿舍时，会走此门，近便些。一个雪后的黄昏，在那里，我碰到了邱老师；我只是问候一声，没来得及说话，他愣愣地看了我一眼，就低头迅速穿门而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得知老师们开会时，邱老师因精神紧张喊错口号，沉重的阴影，像乌云一样压在他的心头。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邱老师，对他的身世和经历，一无所知。那最后一面，尽管匆匆，记忆却深刻——邱老师穿着一件短款的呢子外套，依旧没戴帽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二

　　读初一时，徐绪标是我的音乐老师。因为前一任音乐老师纪恒是大名鼎鼎的口琴演奏家、音乐家石人望的学生，曾带领学校的口琴队和合唱队在北京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奖，初出茅庐的徐老师有点压力，毕竟他不是科班出身，亦无名师加持。

　　其实，徐老师并非凡人，他的爷爷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只不过“名人之后”没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倒让他吃了“挂落儿”——无法考大学，勉为其难留校当老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批高中毕业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与大学擦肩而过，令缺乏师资的中学如获至宝。这批留校老师正值当打之年，个个热情能干。

　　我们学校里懂音乐的老师有好几位，最厉害的当数阎述诗老师，他会弹琴、懂作曲，最出名的作品是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但阎老师是北京市首批特级数学教师，又是数学教研组的组长，自然不能大材小用去教音乐。徐老师喜欢文学、艺术，耽于幻想，崇尚浪漫，他自以为能去教语文，没承想被安排教音乐。

　　中学里，音乐课和美术课不被人重视，在我这个初一学生的眼中，徐老师多少有些怀才不遇。但他们那代人，始终秉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人生信条，为此刻苦钻研，舍得花时间、费气力。有付出，自然有回报，他带领学校的民乐队和合唱队在北京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奖，声名鹊起。

　　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典礼，先由资历最深的副校长徐宝相宣讲校史，而后进行文艺演出，第一个节目通常是大合唱。徐老师带领我们学校和女十五中组成的合唱队，不是演唱《黄河大合唱》，就是演唱《十送红军》，或气势磅礴，或悠扬婉转。记忆中，徐老师还为合唱团写过新歌，这便是对纪恒老师的超越了。

　　他还有过一次惊人之举，令全校师生惊叹不已——

　　暑假，他乘火车到苏州游玩，那趟火车的终点站是杭州。教音乐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从车厢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声音还好听；别人是以貌取人，徐老师是“以声取人”，这么好听的声音自然声声入耳，渐渐入心。他找到列车广播室，敲开门，只见坐在话筒前播音的年轻姑娘，跟她的声音一样迷人……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勇气，徐老师竟直不杵杵地跟人家要通信地址和电话。

　　至于人家给没给通信地址和电话，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准确无误，火车抵达苏州后，徐老师没下车，补了一张票到杭州。还有一点也准确无误，以后每次放假，哪怕只有几天，徐老师也要去杭州。到了杭州还不算完，他不仅跑广播员的家，还跑学校、跑教育局，一心想调到杭州。最后，徐老师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在西子湖畔写下浪漫的传奇。

　　有才华的老师，到哪里也埋没不了。徐老师先在杭州的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而后调到教育局的教育科学研究所任所长，直至退休。

　　三

　　王西恩老师的本名是王锡恩，他觉得“锡”的笔画太多，自我介绍时，便在黑板上写下“王西恩”三个字。

　　王老师是《百花》墙报的主编，这个墙报是他和语文教研组的几位老师提议创办的。那时，学校刚从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搬到培新街，新楼矗立，需要新气象；《百花》墙报适时推出，在教学楼一楼大厅的后墙亮相，真如百花盛放，生机勃勃，吸引了众多师生的目光。

　　我爱好写作，因习作在《百花》墙报上刊登，被吸收进文学组。文学组每周六下午在语文教研组活动，活动内容很简单，主要是讨论王老师选出来的学生习作，确定下期《百花》墙报刊登的文章。文学组的学生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将分配到的文章统一抄在400字一页的稿纸上。每期墙报，王老师都会标注誊写文章的学生的姓名，这是一份在课堂上得不到的荣誉。

　　要说最热闹、最开心的，还是《百花》墙报出刊的时候。王老师和我们把稿纸钉在乒乓球台上，再把乒乓球台抬到一楼大厅后面，挂在墙上。那些稿纸，如同我们放飞的一群鸽子，扑棱棱地上了墙，只待路人来欣赏。

　　新一期的《百花》墙报出刊之时，静校铃已然响过，校园里静悄悄的，围在墙报前观看的，都是文学组的学生。每当这时，王老师会站在我们身后，眼睛眯成一条缝，微笑着……

　　为了鼓励更多老师给《百花》墙报投稿，王老师带头行动起来。我抄录过王老师给《百花》墙报写的文章，稚嫩的钢笔字清晰如昨，其中一篇有如下两段：

　　有趣的是，因为读了郭老的三个剧本，于是到处借新书，如熊佛西、田汉、洪琛、欧阳予倩、宋之的、夏衍……很多人的书。开始是慕名而读，继而觉得似懂非懂，于过去读《水浒》《三国演义》等旧书大不一样，故事性，别有一番风味。大家都说这是名著，索性读完再说。

　　我谈这些情况，显然都不适用于今天的同学们，何况我也不是对文学有研究和专长的人，只是想谈谈解放前读书之不易，还想方设法找书读。今天的同学们更不应该辜负这美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比较注意找有定评的书去读，一本书著名，绝非偶然。无名之书，当然其中也可能有好书，但是毕竟不如知名的书可靠，因为读文学作品对我总是业余的。

　　我想说的是，读书，一不抢先，二读名著。

　　当时，我读初二，王老师以亲身经历述说他那代人读书不易，希望我们珍惜现在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好好读书，这话我是听进去了。他所说的读名著、不要跟风抢读新书，即便现在来看，也不过时。

　　在我的记忆里，王老师为人忠厚，甚至有些怯弱，这从他的长相与为人处世便能看出。他的脸型方正，天庭宽阔，眉毛黑且深，一双笑眼细细的，说话恭谦有礼，哪怕面对学生，也平等亲切。王老师一生无子，很大岁数才抱养一个女儿，待她视如己出，这让我对王老师多了一份理解与敬重。

　　或许王老师做梦也没有料到，从王锡恩改为王西恩，一个“西”字，竟惹来祸端。我读高三那年，运动来了，《百花》墙报成为毒草，加之王老师曾经信教，罪加一等，被关在学校里写交代材料。

　　一天，我和王老师在厕所偶遇，他已满头白发，颓颜衰鬓，那双笑眼再也睁不开，将愁云惨淡尽数藏在里面。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轻轻叹口气，又摆摆手，让我赶紧走。我知道，他是怕连累我。

　　没过几天，王老师走了，太突然。事过多日我才得知，他是怕连累养女。

　　王老师走后，《百花》墙报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