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关，南宁的暖风吹拂街道，裹挟着几分潮气，一副微熏的模样。道旁的三角梅与紫荆花开得热烈奔放，一簇簇艳红粉紫缀在翠绿的枝头，全然不见北方隆冬的萧瑟。

　　楼下的街巷已开始摆卖金红的春联、“福”字，琳琅满目的年货悄然攒满了吆喝，年味裹着暖融融的烟火气席卷而来。熟悉的老板倚着门框，操一口软糯的南普笑问：“阿哥，今年回山东老家过年啵？”

　　我含糊应着：“再看看，还没最后做决定。”擦身走过的瞬间，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不好决定，脑海里像有两个小人儿在回与不回的岔路口打架，摇摆不定。

　　不是不爱家乡的年味儿，不是不念老家院里那株缀满小灯笼的丁香，不是不念爹娘鬓边又新添的霜色。我已人到五十，半生风雨都扛过来了，偏是怕了那一场场排山倒海的人情世故，怕了那些裹着关切糖纸的盘问，怕了强撑欢颜把自己硬生生塞进旁人期待的眼眸里。更怕的是，从南宁这四季如春的暖意，一头扎进山东的冰天雪地，怕那刀子似的北风，怕各种已不适应的生活习惯。

　　记忆里的年，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想，它是灶台上咕嘟冒泡的肉香，是父亲贴春联时沾在指腹上的糨糊，是母亲和长辈们塞到手里沉甸甸的压岁钱。可不知从何时起，年味儿飘着飘着就淡了。它被稀释在一声声“今年赚了多少钱”“孩子啥时候结婚”“你那职位什么时候挪一挪，能不能帮衬着给亲戚家孩子找个活儿”里，被消耗在酒桌上来回推杯换盏的客套里，被磨平在那些“都是亲戚，你看着办”的叮嘱里。

　　每年农历正月，亲友们总免不了围坐一起，看着窗外漫天飞雪，感受着屋里暖气，听着杯盏碰撞的脆响。话题总绕不开谁家小子升了处长，谁家闺女嫁了个殷实人家，谁家老人过寿摆了十几桌流水席。这个时候，我总无声无息，听着长辈们高谈阔论，手里的筷子拨弄着碗里的菜肴，味同嚼蜡。堂兄表弟们轮番过来拍我的肩膀，笑意盈盈：“兄弟啊，你在南宁混得好，方便就帮衬兄弟们一把。”我扯着嘴角笑了笑，想说自己不过是个安分守己的上班族，想说自己也有一堆解不开的疙瘩，话到嘴边，却常常化作一句“一定，一定”。

　　散席后，我帮母亲收拾碗筷，她总会悄悄替我抚平皱巴巴的衣角，低声道：“又喝了不少，这里不用你。”我摇摇头，眼眶却忍不住泛红。原来最懂我的人，从来都知道我在酒局里强撑的疲惫。

　　人到中年，早已没了年轻时逢场作戏的力气。那些虚与委蛇的寒暄，那些言不由衷的奉承，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周旋，耗尽了我太多心力。我就想守着一份平平淡淡，过几天从从容容的日子。而南宁的暖，是真真切切的慰藉——冬日里穿一件薄外套就能出门，傍晚踱到邕江边，看落日熔金洒在江面，看白鹭潜翔，听晚风拂过芦苇簌簌作响，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松弛的味道。

　　可老家的雪，又不断地在梦里飘啊飘。想起小时候，和伙伴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滑雪板，放炮仗，冻得鼻尖通红，却笑得开心快乐；想起父亲扫雪时佝偻的背影，雪沫子染白了他的发梢；想起母亲在厨房蒸包子，热气氤氲了整个屋子，香得人直咽口水。那冰天雪地里的烟火气，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怎么也挥之不去。

　　如今，又到年关，我又在回与不回之间徘徊。

　　回，便要挨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迢迢路途的奔波，顶着凛冽的寒风，去应付一场场推不掉的亲情酒局、躲不开的“关切”；不回，就开心守着南宁的清凉，给自己煮一锅热腾腾的海底捞火锅，看几部感怀的老电影，吃到酣畅淋漓，就开心窝在沙发上，翻一本搁置许久的线装书，任窗外烟花在夜空里炸成漫天星火。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明，老家亲友们的消息挤进来，问我归期；南宁朋友的邀约也闪烁着跳出来，邀春节一起吃火锅。我编辑着一条条长长的信息，删删改改，到最后却只留下一句“再看看，祝大家新年安康”。

　　窗外的风又起了，带着南宁独有的温润。我望向远处奔流不息的邕江，忽然就想通了。过年的意义，从来不在一张张拥挤的饭桌，不在一场场喧闹的寒暄，不在一声声裏着甜腻的问候。

　　其实，一句隔空的问候，一通深夜的视频，足以慰藉绵长的思念；一份妥帖的自在，一场不被打扰的清欢，亦是对岁月的成全。

　　岁岁平安，岂在归乡朝朝暮暮。

　　心安处，年味自浓，故乡随时都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