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松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家之径》一书

　　黄维樑教授近照

　　我对香港文学的最初印象，源于初中时借阅的武侠小说《侠客行》《雪山飞狐》《七剑下天山》，到研究生阶段，曾泛读刘以鬯的《酒徒》等作品，偶尔翻阅《明报月刊》的选文。有时听高人评议香江文坛名家名著，言语滔滔，妙论迭出，自己却懵懵懂懂，乏力附议，不免惭愧，待细读香港作家协会原主席黄维樑教授的《中西新旧的交汇》《黄维樑散文选》《突然，一朵莲花》《文学家之径》等著述，惊觉此前对香港文学的认识实在单薄，缺乏一种“整体观”。我认为，单就拓展文学史的视野而言，港澳台文苑中的名篇佳作，都值得再三品读。

　　创作观的倡导：博雅而有文采

　　曾有沪上学者评价黄维樑的散文“清雅多姿，充满激情与智慧，为香港学者散文佼佼者”，并置之于书籍扉页，广而告之。捧读黄著，我时有被牵入文学正途、继而豁然开朗的惊艳感；掩卷，即心生沉甸甸的满足感。这种久违的愉悦中杂糅收获的阅读感受，一如邂逅琦君散文时，被那“为时代造像”的温润通透的文字魔力击中。黄维樑善于为平淡注入学理思考，笔端流泻着可感触、可共情的愁绪，好比翻阅旧相册，张张泛黄的相片承载着深沉的记忆与怀念。南国清风吹拂黄氏经年构筑的文学大厦，楼层上下，学理与情趣交融；楼宇内外，知识共文采辉映。有感当今学术过度西化，黄维樑眼明心焦，纸面纸背示露欲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的赤子情怀，引我会心，教我动容。

　　近年来，浙江古籍出版社“日知文丛”的学术半径持续扩大，内容涵盖古文经典、当代新学、西方思想、东方文明等，黄维樑的《文学家之径》（下文简称《之径》）位列其中。

　　作为享誉学界、著述等身的学者型作家，黄维樑在《之径》的自序中坦陈“只有知性没有感性、只有说理没有表情、像扑克脸一样的论文，读得疲累，趣味索然”，宣扬文章应该“知性与感性兼具，学术与趣味并存，实质与文采俱胜”，以《文心雕龙》所倡导的“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为遵循。要而言之，为人为文，当须践行“博雅而有文采”——学者要做博学高雅之人，写文章要呈现作者的宽博思想和清雅文采。黄维樑才华横溢，著书立说数十年，始终博雅不绝，文采不息。总揽《之径》四辑四十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恰似四条墨香四溢的小径，串联起文学、文化、翻译与师友忆记。留取博雅照丹青，又似文采踏雪泥，结合黄维樑长期从教从研的经历可知，“小径清宵独徘徊”是他工作、生活的常态；其人信步于学识文采的艺苑，踏出宽博清雅的奇葩，学人骚客专属的情趣之树，亦葱郁而挺拔。

　　文本生辉：杜甫莎翁可相会

　　《之径》第一辑“杜甫不悲秋·莎翁对对子”，将诗圣杜甫与戏剧巨匠莎翁（莎士比亚）并举，让中西两位文学泰斗跨越时空相遇。他指出杜甫最能发挥语言资源的效能（最丰富的含义），把情意景象提炼、浓缩，作最典雅工丽的处理，如《秋兴八首》中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等句。他抛出杜甫的“不悲秋”论调，不无风趣地写道：如果杜甫仍“乐活”于今日，香港的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台北的图书馆为他举办国际研讨会，深圳为他举办“梦典”诗乐晚会，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馆展示他“广厦千万间”的名句，并将之与莎翁的“城市即人”（What is the city, but the people？）隽语并列，由此顺势导出：子美要远赴深秋的英国，踏着沙沙作响的金黄落叶，在爱芬河边与莎翁饮酒论文雄；他神清气爽如金秋，又怎会悲秋？在“不悲秋”的轻松话题中，彰显了诗圣的生命韧性。

　　辑中引用莎士比亚剧作《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精彩“反对”（语义相反的对偶）：Love goes toward love, as schoolboys from their books; But love from love,toward school with heavy books（赴情人约会，像学童抛开书本一样；和情人分别，像学童板着脸上学堂），戏说莎翁的对仗艺术了得，不输中国文人。看似天马行空的跨文化联想，实则基于深厚精到的文本研究。尤为可贵者，文中没有晦涩艰深的理论堆砌，幽默诙谐地道出文学的共通本质——无论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郁，抑或“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人类对命运与人性的思考从未因国界、地域而生疏而离间而阻隔。这种“戏说”绝非轻薄妄语，亦非为个性而个性的蹩脚诗人可比，此乃学者举重若轻的智慧，将《铸情》《哈姆雷特》与《秋兴八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共冶一炉，让高深莫测的比较文学研究变得妙趣横生。

　　文化自信：让“雕龙”化作“飞龙”

　　现实中的杜甫老病穷愁、客死孤舟，与“杜甫不悲秋·莎翁对对子”一辑中意想的威福双至、万千荣耀集于一身的形象反差鲜明，令读者“含泪微笑”。如果说这是黄维樑“戏说”或曰“大话”的叙事策略，为“曲笔”，那么，第二辑“文化自信：让‘雕龙’化作‘飞龙’”，则尽显他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与担当意识。

　　黄维樑情钟《文心雕龙》久矣，但甚少作机械式的逐篇解读，而是提炼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精髓，让千年文论在当代语境中焕发生机。他痛感学界“过度西化”的弊病，呼吁重拾中华文化自信，认为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盲目排外，而在于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胸怀，让传统智慧与现代精神共振。文中对刘勰“弥纶群言，研精一理”的阐释，既忠实于原著又不拘泥于考据，字里行间满是“让‘雕龙’化作‘飞龙’”的文化期许，使学术文章别具温度与力量。《请刘勰来批判“汉学家”顾彬》是本辑的厚重佳作。德国人顾彬屡屡炮轰中国文学，先是在夏志清等学者面前放“除了郑愁予，没有任何人的诗能感动我”的厥词，继而在中国当代散文研讨会上发“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惊人语。其时，黄维樑曾表示“愿闻其详”，顾彬只笼统地胡扯几句，顾左右而言他。多年后，黄维樑下笔千言，托刘勰之口友好相劝：顾彬你要“积学以储宝”，不要“信伪迷真”。在文末，他委婉地警告这位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视甚高的“三自”汉学家——小心钱锺书用《围城》笔法，把阁下写进这本讽刺小说的续篇。

　　黄维樑早岁负笈番邦，1976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他学贯中西，对关联翻译的“审音度意”“信雅达”等技巧和理论体悟之深，足以道予同行、读者。第三辑“翻译·新诗·过度西化”，最显文字的趣味与机锋。他细数令人拍案的妙译实例，如胡适将纽约州小城Ithaca翻译成“绮色佳”，音形义兼备；徐志摩把意大利城市Firenze（英文作Florence）翻译成“翡冷翠”，自带诗情画意；冰心留美期间因病住院，时日寂寥，常观望医院外的Lake Waban，出口译之“慰冰湖”。此异邦湖译词之美之妙，绝不含糊，又“湖”得美轮美奂、美不胜收。洋人饮料Coca Cola为拓展市场，向蒋彝请教译名，蒋译之“可口可乐”，称得上神译，但“润笔”只有区区十五英镑。黄维樑为之叫屈，坦言自己若是洋公司总裁，在润笔之外，当赠译者永远免费喝可口可乐，以为润喉。黄教授身为港人，对内地将Chanel译为“香奈儿”赞不绝口，认为读音相近，其意耐读，译词雅致，称得上妙译！张爱玲囊中羞涩时，友辈为其谋得“驻校艺术家”一职，月薪一千元。黄维樑将元（dollar）译为“大乐”，此译之妙，几可追步林语堂的“幽默”（humour）。联想到Hotel Lisboa被译为“葡京酒店”而非理所当然的“里斯本酒店”，我为“莲岛”译坛藏龙卧虎深感振奋。

　　有趣的灵魂：为学为人两精彩

　　第四辑“文学家之径”是怀人忆旧的温情篇章，也是对学者散文的最好诠释。黄维樑追忆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等大家，没有刻意吹捧、美化或神化，而是捕捉交往时的点滴细节——钱锺书的博闻强识、余光中的儒雅风趣、夏志清的率真敢言，盛赞这些学者“在文学家之径上或直通大道，或曲径通幽”。他尤其推崇有书万事足的钱锺书，感叹钱锺书古学今学东学西学，如百川汇流于胸，涌现于笔；赞赏钱锺书一生淡泊名利、拒绝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提及电视台再三邀请他做访谈，为他拍摄纪录片，并以报酬相诱时，钱锺书婉拒到底的真言：“我已姓了一辈子的钱，还在乎钱吗？”

　　黄维樑的学识深如渊湖，却以溪流的姿态流淌，其表述于平淡中见真醇，于从容中显智慧。阅读他雅俗共赏的文字，如与智者闲谈，时而为其精妙譬喻会心微笑，时而为其深刻洞见凝神沉思，时而为其真挚情感击节叫好。《文学家之径》不仅是一部文学随笔集，更是一位学者的精神漫游录，黄维樑以此昭告外界：不必通宵握管、心脑交瘁，学术写作亦可文采斐然、情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