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宜华照相馆的水彩上色戏剧化妆照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美术图案照片衬纸

1948年，福州台江路国际大照相馆拍摄的唐世强、陈秀文夫妇在福州青年会前的结婚照。

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照相不再被视为一种职业，曾经遍布市井的照相馆已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搭载摄像头的智能手机成为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摄影方式后，人人都是摄影师，影像的记录媒介和相应的记忆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在地的照相馆成为影像文化当中的特殊景观。回溯照相馆的历史，可视作对一个时代的视觉文化与记忆媒介的考古。

福州是摄影术最先传入中国的港口城市之一，通商口岸的确立和茶路的开辟吸引了第一批外侨，也带来福州最早的一批摄影师和照相馆。1858年，莫里斯·菲林拍摄了至今发现最早的一批福州洋行和周边风景的照片，这一成果距摄影术的诞生（1839年）仅19年。约翰·汤姆逊也在福州和闽江拍摄了其中国之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仓山作为领事馆区和洋行汇聚之地，出现了福州最早的照相馆“舍恩克”，它也是外国摄影师在福州经营时间最长的照相馆（1862—1889年）。此外，同兴和宜昌也是目前有照片存证的福州早期照相馆。稍晚还有全升映像、刘芳、宝华、华芳、肖真庐、闽海春、福记亚禅泥映相等照相馆相继开在福州。

日本人木村夫妇于1885年开设“庐山轩”照相馆（原址在仓山麦园路，仓山影院对面），还在黄巷开设城内“庐山轩”照相馆。仓山“庐山轩”和城内“庐山轩”培养的众多学徒，后来成为福州照相业的骨干力量。1910年前后，仓山“庐山轩”的学徒杨连馨、游学美、马锡源三人在南台洲边街开设了宜华照相馆，城内“庐山轩”第一个学徒高淮亭出师后在南街塔巷口开设了“二妙轩”照相馆……这些照相馆开设于清末民初商业繁华的仓山、南台、南街三个区域，奠定了后来福州照相馆三足鼎立的格局。从民国至解放初享有盛名的很多照相馆，如明星、时代、会英、光华、月宫等都有着“庐山轩”的学徒背景。

“舍恩克”与华芳照相馆的阿芳等都以“类型学”的方式制作了福州及其周边的风景名片照。“舍恩克”拍摄了鼓山涌泉寺、仓山英国使馆区等风景照，阿芳也拍摄了福州及其周边直至武夷山的景象。这些不同照相馆拍摄的风景照有很多交集之处，充分展现了“东方主义”的想象风景。

摄影术最初传入中国时曾被视为“摄魂术”。因此，敢于进入照相馆拍照，无疑被视为一种进步行为。福州的照相馆在19世纪后期拍摄的人像，在图像上呈现出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的视觉并置。例如，在“舍恩克”所拍摄的人像中，主仆二人皆穿着中式传统服装，身处摆设西洋瓷器、桌布、地毯的空间中。“庐山轩”“舍恩克”和同兴3个照相馆都留下了中国保姆抱着外国小孩的照片。照相馆这一“刻意”宣传而非“偶然”留念的行为，无疑是从无意识层面象征了当时中国人对外界新事物的“拥抱（接纳）”。

“宜华写真馆”是福州南台的第一家照相馆。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福州广东会馆时留下一张合影，衬纸上写着“宜华公司”（地址在福州南台后洋里，有待考证是否为宜华照相馆的前身）。宜华所处的中平路河墘街，旧称南台洲边街，这里靠近码头，南来北往的商品在这里交易，茶楼酒肆林立，花街柳巷云集，为清末至民国时期福州的“十里洋场”。现在河墘街那一片老旧的民宅中，石砌扇形拱门的二层平顶小楼就是历经百年沧桑的宜华旧址。20世纪前半叶，这条不长的街道上曾聚集着宜华、心心、华洋、开明、美华、新潮、影星、小美等10多家照相馆。从地理位置来看，彼时的照相馆是一种混杂着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场域。

20世纪20年代之后，福州迎来了开办照相馆的第一次高峰，知名的有镜中天（南街黄巷）、吉星（仓山梅坞顶）、明星（南街安民巷口）、会英（南街总督口）、林瑞记（仓山梅坞顶）等。西风东渐日盛，照相馆拍摄的基本都是人物全身像，背景换上布景公司绘制的中式田园风光、乡村小景，或是欧式建筑内景、园林景观，道具则以西洋立柱、茶几为主，座椅也从原来的太师椅、官帽椅换成了洋人的靠背椅、沙发，有些照相馆则将不同风格的布景、道具混杂使用。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相馆的置景反映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世界的想象。到照相馆拍摄肖像这种“自我确认”的行为，在东西方文化“博弈”的场景中被定格。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和近代工业发展，照相馆的背景、道具和衬纸的生产日益国产化。福州的照相馆早在1911年就有了电灯照明，但灯光照明的运用直到抗战后才引入，而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从20世纪20年代就采用了布光拍摄。此时兴起的“美术照”没有繁复的道具和背景，人物成为画面主体。这一风格变化折射出随着民族自信心日益增强，中国人进入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当时照相馆采用的“美术图案”衬纸，有些折叠后可以支起照片放在桌面上，可见摄影进一步嵌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照相馆在技术上提供了人人平等的“造像”权力，个体记忆与家庭记忆成为历史书写的鲜活形式，这一记忆形态再现了“大写”历史的转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州先后于1941年、1944年两次沦陷，照相业也因此受到重创，许多照相馆相继停业。1945年福州二度收复后，各个照相馆重新开张，迎来了福州照相业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抗战期间，由于物资匮乏，照相馆都不另用衬纸，而是直接在照片四周压上方框凸纹，并用钢印在照片下角轧上馆名，这种装饰风格一直延续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初。抗战结束后又很快陷入内战，物资同样紧缺，为了节省相纸，少有大尺幅照片，照相馆曾制作了1寸宽、3寸长的窄条形全身像。

照相馆的业务处于技术与艺术之间，因此，也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技术模式与审美旨趣。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彩色照片还未问世，上海照相馆的王度师傅钻研给黑白照片上色的技术，即在黑白照片上用水彩进行着色彩绘。经他着色的照片，色彩艳丽，立体感强，闻名榕城。20世纪50年代后，学艺归来的张锦亮师傅使用油彩着色技术，使照片的色彩更丰富，增加了照片的保存时间。照相馆在不同时代所采用的技艺，让我们感受到技术与美感的一体两面与彼此成就。对比19世纪末照相馆拍摄的肖像，迟滞的快门使人物表情呆滞，而20世纪中叶的留影可谓神采奕奕。技术进步赋予我们新的感知经验，也使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56年公私合营后，福州市所有的照相馆都归属福利公司管理，同年成立福利同业公会，照相业的行业管理、价格调整均由同业公会协调。1957年福州市饮食服务公司成立，照相馆便纳入其旗下管理，当时全市有照相馆（冲洗部）84家、从业人员238人，其中饮服公司所属照相馆60家。会英、时代、青年、上海、高尚、宜华、月宫、华大（1959年停业）8家经营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的照相馆为国营照相馆独立经营，其余的照相馆组成合作商店。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产业模式的转变和个人观念的变化，照相馆与“写真业”曾伴随港台流行文化再度复兴，但这一切最终因为摄影媒介的改变戛然而止。

曾经，遇到人生重要时刻，或者以“全家福”的形式来延续家庭记忆时，我们会到照相馆“留念”。因此，许多“经典瞬间”旁边还轧有照相馆的署名，作为一种记忆见证。随着这些模拟影像的退场，数字影像进一步深化了记忆的工业化，记忆的工业化带来了无所不记的便利。但在记忆与遗忘这对辩证关系上，我们却逐步失去了回忆的“有机”形式，如今存储在硬件当中的照片也许再也不会被我们忆起。因此，我们应该从“记忆作为人的延伸”“使人成为人”的角度，重新审视照相馆的历史。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