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岁末，愚尝以《孟子》“舜负父而逃”章评美国前总统拜登赦子事，不想方满一年而再评现总统特朗普。时有网友留言曰：“有人时刻惦记着如何安全地逃出教条，有人在时刻惦记着如何把当下套入教条。”不消说，我便是那个“时刻惦记着把当下套入教条”的人，只不过与“教条”相比，我更愿意称之为“秩序”。“秩序”与“教条”几希，关键在于以何种原则建构秩序，所建秩序是否既符合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而为万世立法，又贴合时宜而为一世立法。如果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原则，则或不成秩序，或流于教条。倘若一种秩序不能在其结构中体现出根本原则（超越批判）、建构政治与批判文明等三层逻辑，则绝不是一个成熟的秩序。如果说，拜登事关涉的是人伦作为根本批判建构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秩序，那么恰可借特朗普事管窥由政治而文明的天下秩序。

言及天下秩序，须得申明儒家的有限天下与无限天下。有限天下，即舜之所逃而止于海滨的政治共同体，亦即为自然所统摄的有限文明。无限天下则指向作为文明根本批判的自然，可以若天覆地载般地容括整个文明。因而，自然（天道、人伦）为文明提供根本批判，则文明的运转与价值判断当以自然为原则。是以在儒家理想的政治共同体中，以是否赞辅而不迫害自然为最高合法性来源。孟子所谓：“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就是强调政治共同体的责任在于提供政治与物质保障，使民不因外在条件而沦丧人伦。当政治不能实现人伦且害于人伦的时候，人可以被动地由政治而后退至自然，或主动地在政治中“为万世开太平”。此外，有必要点明儒家的人伦原则，或言作为根本超越批判的人伦原则，在时空经验中的父子温情之上，理应导向天道而以天道为本根，继而以赞辅生生为大德。因此，政治上导文明，就天然地包含对天与民两种责任。对天负责，是宇宙论意义上维护整个自然世界的存续，不伤秋兽，不折春枝。对民负责，是人伦意义上保证民可以以人的方式有尊严地活着，即在辅助天道的基础上避免民因外在条件的缺失而致使人伦遗憾。

特朗普与马杜罗

诚然，蔑视国际法的特朗普，当然不会主动地将自身纳入儒家的天下秩序，且儒家既无必要也无能力将特朗普“套入”天下秩序。但是思想的价值从不依凭帝王将相的青睐而显现，其价值永恒地显现在对历史的期待之中，而不因是否实现有所损益，这是理想主义者“为万世开太平”的期待之谓。期待，不是否认实现的可能，也不是将责任赋予后来者的推脱，而是为认识世界和创作历史提供批判原则。《春秋》最能表彰此义，故孔子作《春秋》兼为万世与汉世立法，乱臣贼子所惧者，根本批判而已矣。因此，从天下秩序的角度理解特朗普囚禁马杜罗事，有必要引入《春秋》来说明儒家的态度。遂摘“楚人杀陈夏徵舒”条，以叙其事。

经文的记述很直接：“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三传的解释侧重各不相同，重点不在于从经学或诠释学的角度分析三传差异，而在统合三传义理，以整合的春秋大义评述特朗普。《左传》开篇点明：“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陈国自乱是楚王伐陈出师之名。那么问题就是何以陈国有乱而楚国有征伐之责？《左传》该节并未明言，但是通过安民的方式隐喻了对民负责是楚国征伐陈国的合法性来源。其述曰：“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结果是楚王只杀陈夏征叔而存陈国，因之楚王伐陈非为伐国，乃是伐乱国之人，故《左传》许楚王诛乱臣而不县其地之义。然则，特朗普囚禁马杜罗并不符合触发吊民伐罪的条件。因为，马杜罗为正当程序所选之“君”，非陈夏征叔此类乱臣自立为君，何言伐罪？至于毒品事，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未闻有依国内法可行专讨他国之“君”者。且“专讨”于《春秋》是有条件的，即诸侯本无专讨之责，但在天子缺位的情况下，诸侯如有“臣弑君，子弑父”的极端违背根本原则（自然人伦）的无道行为，“力能讨之者”方可以不得已讨之。美国既然以现代性为建构政治的根本原则，何来如此责任行征讨之事？即使在现代性内部，马杜罗亦未有可以与“臣弑君，子弑父”同级的无道事，不然何必假毒之名。此外，《左传》强调行义“勿贪其富”，今特朗普专行“唐罗主义”力霸西半球而图委国石油，实为贪富。

由此，特朗普所合于《春秋》者，唯余《公羊传》：“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一事而已。甚言之，《公羊传》“上无天子”可以成为诸侯专讨的合法性来源，根由在于作者假设诸侯皆奉行以天道民生为超越批判的天下秩序。然而，今日的“上无天子”何止无天子位，乃是无天下秩序。儒家的天下秩序，是自然（天道人伦）批判文明的秩序，其运转的根基与目的都在于赞辅天道和维护人伦。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以现代性为根基，将人视作本性原恶，用权力理解和运转秩序，其实质是《诗》与《春秋》偕亡的霸道天下与帝国秩序。所以主权国家的世界没有有限天下，权力的解释力无限扩张，毫不间容一丝人之为人的人伦温情。如此，何止于天子不存，乃是宇宙论意义上的天道已死，或曰上帝已死。现代性的权力秩序假设人人平等（国国平等），但是这一平等在不能有效抹平个体差异时，只能依靠上帝实现，换言之，权力平等并不想当然地将平等理解为等价分配，而是隐喻了末日审判之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显然，上帝并不有效地显现在经验之中。所以，于特朗普无所谓什么国际法，毕竟上帝都无可奈何的场域，只要有利可图而力可讨之，便可无义专讨以贪其富。可悲的是，传统中国的有限天下，当我们被政治迫害而不得行人伦时，尚可退入桃花源，存父子、逃帝力。今日《诗》与《春秋》具亡的帝国秩序，无论是于根本原则还是政治、文明，已然逃无可逃。夫子慨然，居九夷，浮海上，焉有所遁！

《春秋穀梁传注疏》

回到《春秋》，《穀梁传》补充了“入者，内弗受也”的视角。特朗普事件的合法性问题不必赘言，委国民众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毛朝晖教授深刻地分析了孟子如何看待征伐的问题（《孟子会赞成讨伐委内瑞拉，但不会赞成美国出兵》）。但是即使委国可伐，在当代也绝无应担且能担此责任的政治体。因此，《穀梁传》强调楚王征伐陈夏征叔，固然是师出有名以伐其罪，但是“入”字点明了无天子命以行专讨于礼不合，因之百姓弗受。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陈国百姓深知楚王征陈夏征叔绝不是行义，而是以义名掩盖贪富图利的实际目的。如此，楚王的目的非是帮助陈国恢复政治秩序，而是“入人之国，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继而残民取利。处于文明内部的春秋诸国，尚且不得行纯义无利之讨，如何期以当下或存义讨？换言之，孟子所谓“燕可伐”实在是无可奈何之叹，其叹正在“上无天子”一句。“上无天子”在根本批判与文明建构中指向超越，但在政治体中则指向一位处文明内部，位至尊且无私利与各国的天子。意即，只有天子（甚至是圣王）可以行纯义无利之讨，诸侯之讨不过假义图利罢了。至于委国，假使其可讨，今日世界也绝无居天子位而可行义讨之政治体，不仅止于美国。此《公羊传》所谓：“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

如果说春秋之战，尚且是文明共同体内部的利益之争，那么今日国际关系显然突破到了文明冲突的地步。当然不是天真地以为文明是冲突的唯一原因，而是强调文明差异会放大冲突的烈度。是故陈人不内楚人的原因，除了楚王贪富以外，理应包含“不使夷狄为中国也”的文明考量。或许委国在文明类型上堪堪比附西方，但于华夏，何敢存一丝侥幸于九夷？依《穀梁传》，破坏秩序而残害人伦的乱臣贼子可以外之，文明迥异而贪富于我的他者亦当外之，后者于经验中当尤慎焉。因此，白彤东教授对孟子的肯定忽视了华夷问题（《孟子是否支持特朗普抓捕马杜罗》），即孟子所谓“仁责高于主权”一定是在奉行同一根本批判之文明内部的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施行，孟子显然不认为夷狄（异文明者）有匡扶华夏民生的责任。而白彤东教授所谓：“仁责比人权更有跨文化的普适性。”或许可以在根本批判与文明建构中寻求位置，却难以在当下的政治秩序中安顿。诚然，儒家一再强调期待不同于实现，但问题是如果要为特朗普寻证儒家的合法性，那么须得特朗普乃至整个世界已然自纳于儒家的天下秩序。自纳虽不等同于完全接受这一秩序。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秩序可以整全地被接受，但至少要在理念中奉行。于是以儒家为立场进行冷眼旁观式的思想试验或批判则可，若主动为其寻证合法性则为期其不可期耳。

言至此，当有两个声明以结此文。一者，儒家先贤从没有单纯到，以为凭了了一部《春秋》，就可以抵抗五霸七雄的千军万马而致于万世太平。其所信仰的，是人性中为天道所创设的人之为人而不为禽兽的温良本性，可以领航永夜，此诚期待之谓也。因之，儒家自然不会认为《春秋》可以评判特朗普，但是《春秋》点明人性之类本质的力量，终于存希望于民性对人性的回复，使乱臣贼子惧。二者，我无意也无力将当下套入什么教条或秩序，自知之明甚矣。但面对皇皇历史，如于孔孟程朱无负一毫伦理责任，此心何安。于是有责任申明儒家立场，并阐发儒家诠释。然则，这绝非指向极端保守或原教旨，而是不在思想维度上排斥他者的有立场发言，不沉默而已。此外，回顾特朗普在此事件中的作为与声明，可见其刨除力霸天下的帝国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宇宙论意义上的根本批判，也没有什么建构文明的充括，确实没有何种“教条”可以将其套入。但是同时取消超越批判与文明建构的政治，真的值得追求吗？

乙巳冬，十一月，美帝囚马杜罗。丁丑，马杜罗入美。纳德尔西于委。

美帝之囚马杜罗，邪也，故书曰帝，恶其行非义也。入人之国，又贪石油之富，邪也，故明书其私爵，以示非正。春秋之义，彰善瘅恶，纤介无遗，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谓也。

杨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