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史发现”陆续以“长征日历”为线索，与读者一起重温长征途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体悟伟大长征精神。

——编者

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之年。这年的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控制了重庆和贵阳之间的交通要道，在遵义得到了短暂休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一

长征途中，国民党当局安排重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战斗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次惨败几乎使红军濒于绝境。其实，在长征前，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做法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彭德怀就曾批评李德给红军造成不应有损失，是典型的“崽卖爷田心不痛”。

长征初期，红军作战不断失利，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减员人数高达5万余人。残酷的现实使怀疑、焦虑和不满情绪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巨大危害。在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当时，毛泽东由于患病身体尚未恢复，大部分时间躺在担架上行军。王稼祥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也只能靠担架行军。

王稼祥后来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张闻天也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但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中央领导层的力量对比远非后人想象的那样明朗。尽管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的指挥权威受到严重质疑，猴场会议已经开始把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收回，由政治局集体领导，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但要摒弃“左”倾军事指挥，仍然面临着巨大政治风险。

二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会人员进入位于遵义城子尹路96号的“柏公馆”。在“柏公馆”主楼二楼一间面积大约为20多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的遵义，寒气刺骨。小客厅里，一盆炭火忽明忽暗，映照着与会人员的脸庞。

会上，博古首先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试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李德坐在会议室的门边，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人的讲话内容。此前的黎平会议后，李德看到会议决定的译文后大发雷霆。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并因此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虽然黎平会议促使“三人团”进一步分化，但在遵义会议上被周恩来批评的时候，李德内心还是很复杂。他明白，“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已“公开地倒向毛泽东”。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让李德更加气馁，因为张闻天也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没有听从他此前的劝告：“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以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极具说服力，获得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张闻天表态：“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周恩来也表态：“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同时请求中央：毛泽东同志“应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王稼祥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忍着腹部剧痛，从躺椅上坐起来发言。他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发言的最后，王稼祥说：“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对此，毛泽东后来谈道：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这“关键的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作用。

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纲领和意见。朱德在发言中就有针对性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最后，他还十分生气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三

遵义会议连续开了3天，也进行了3天的激烈讨论，其间也有持续不断的争论，最终通过表决，作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抉择。会议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上的那些赞成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昭示了“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周恩来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张闻天后来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博古也承认：“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刘伯承也在《回顾长征》中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今天，当我们回望1935年1月那惊心动魄的3天时，遵义老城“柏公馆”里那盏煤油灯、那盆炭火，仿佛还在闪耀着信仰的光辉。那90多年前为坚持真理而投出的赞成票，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 朱仁印 龚昌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