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书房时，一本旧词典里滑出张泛黄的购书票，日期是二十年前。正要细看，手机震了——新订的滇红茶发货提醒。弯腰拾票的间隙，眼角瞥见书柜顶层那个铁皮茶叶罐。

抽它下来，手上沾了层薄灰。罐身上印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麦乳精图案，花花绿绿的：金色的麦穗，红色的草莓，还有“营养丰富”四个胖乎乎的字。只是如今都模糊了——薄薄的铁皮泛着锈迹，像岁月敷上的面纱，把那鲜艳遮盖得朦朦胧胧。只有边角处还残留着些许当年的明丽，像是时光手下留情，让人还能隐约想象它最初的模样。

罐子很轻。打开，没有茶叶，只有一张卷成小筒的烟盒锡纸，裹着几根枯硬的、深褐色的茉莉花梗。凑近闻，一丝游魂般的甜涩，猛地推开一扇记忆的门——那是祖母的茉莉花茶，永远装在这个麦乳精的铁罐里。

童年的夏天，是在祖母的藤椅边度过的。她总有喝不完的茉莉花茶。抓一小撮黄绿间杂的茶叶，丢进搪瓷缸，沸水冲下去，那股熟悉的茉莉香便飘满了屋子。茶香浓烈而质朴，带着旧时光特有的妥帖。她嘬一口茶，继续摇蒲扇，扇出来的风都是温吞吞的茶气。那茶她喝得极省，一撮茶叶反反复复冲，喝到傍晚，颜色淡得像白水，她还说“有味儿”。铁罐就立在五斗橱上，旁边是滴滴答答的闹钟。那时的黄昏很长，长得像永远摇不完的蒲扇。

后来，罐子到了父亲手里。他在油田机关写材料，常常熬夜。洗净的罐子被他装满了最便宜的炒青，摆在书桌左上角，紧挨着一盏绿罩子的台灯。父亲喝茶很凶——夜深人静时，抓一大把茶叶扔进印着“先进工作者”的陶瓷杯，沸水一冲，墨绿的叶子翻滚着，很快泡出酱色的浓汤。他写材料时抿一口，改稿子时抿一口，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小山时，又续上开水。罐子在灯下，被他摩挲得边角光滑。有时我去他办公室找他，看见他对着稿纸出神，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罐身，发出空空的轻响。月光透过窗子照进来，罐子在他手边泛着哑光，麦乳精图案上的草莓在昏黄光线下，红得有些黯淡了。

父亲走了已经有五年多。整理他书房时，母亲把罐子递给我：“你爸熬夜时的伴，留个念想吧。”罐子就这样，从祖母的五斗橱，到父亲堆满稿纸的书桌，最后来到我的书柜顶层。那些花花绿绿的图案，在日复一日的摩挲和时光的侵蚀里，愈发模糊不清了。

我开始喝好些的茶，柜子里摆起各式各样的精美罐子。那只铁皮罐太笨重，锈迹也斑驳，被我有意无意地遗忘在角落。直到去年春天，泡一杯狮峰龙井时，我突然想起父亲。他若在，定会摇头说：“这么淡，哪能熬到后半夜？”然后抓一把他的炒青，泡出深浓的一杯，推过来说：“试试这个，提神。”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我们品的，是茶的故事——是山场，是工艺，是可以用语言描绘的香气与回甘。而父亲要的，是茶的劲儿——是深夜里撑开眼皮的那道苦，是思路枯竭时喉头滚过的温热，是握在手里那实实在在的、不会凉得太快的陪伴。那味道里，掺着钻井报告的数字，混着工作总结的措辞，浸着无数个赶稿的、烟味缭绕的夜晚。铁罐的笨拙，恰能装下这沉默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岁月。

去年清明回乡，老宅墙边那株茉莉居然还活着，开了稀疏几朵。我摘下最后几朵将开未开的花苞，晒干了，用父亲留下的烟盒锡纸仔细包好，放进罐底。我知道，它们早已没有香气，但我就想这么做——仿佛完成一次隔空的回信，告诉那个曾经嫌它土气的自己：看，最朴素的东西，往往最经得起熬。

手机又响，那盒滇红茶明天就该到了。它会拥有挺括的礼盒，印着优美的产地说明书。而手边的铁罐，在午后光线里静默着。罐身上的麦穗图案几乎看不见了，只剩下铁锈的赭褐色，像被岁月沤成的茶汤底色。

我摩挲着它粗糙的躯体，指尖触到那些凹凸的锈痕。这薄薄的铁皮，盛过三个人的茶，也盛过三种不同的人生。祖母用它装俭省的满足，父亲用它盛熬夜的清醒，而我用它——用它来装什么呢？装一些不肯消散的气味，装几段依然温热的记忆，装那种叫“从前”的东西。

窗外的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罐身上。铁锈的痕迹在光里泛着哑光，那些模糊的图案隐约浮现，像是时光深处的底片，在某个恰好的光线下，显影出片刻的、褪了色的清晰。

茶要明天才到。而此刻，这个空了的罐子，在冬日的斜阳里，盛满了一整个下午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