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扬

在《林放不老》和《九六拾贝》两个报史展览上，先后展出了二十多位《新民报》老报人的手迹，可谓“群贤毕至”。但遗憾的是，缺了邓季惺的墨宝。

1937年6月，邓季惺在《新民报》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并任经理。当年，虽然《新民报》人才济济，但时人仍用“百剑相随惟一盾（邓）”来形容邓季惺的重要。

如此重要，如何能缺？

好在，现在网络上“故纸”交易颇为发达。未费太大周章，一封邓季惺的信，来到我的案头。信不长，照录如下：

智汉同志：

我于本月上旬来渝参加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会议已于昨日圆满结束。开国36年来，新闻界还没开过这样一次会。既纪念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总结和交流了经验。兹寄上铭德和我提交大会的一份材料，请阅后提些意见，以便增补、修改。新闻学会将把提交这次会议的文章编印成册。其中有一份介绍武汉大刚报和毛健吾同志的，是欧阳柏写的。待我回京后给你看。祝

笔健

邓季惺

85.10.16

收件人毛智汉，其父即信中提及的毛健吾，父子两代报人。毛健吾，1905年出生，江西省吉安市人，1937年11月，在郑州创办《大刚报》，任社长。毛智汉，1930年生，1949年4月参加革命，曾在北京《新民报》工作，后任《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记者、编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主任，《北京政协报》总编辑，《团结报》副总编辑等职。而邓季惺晚年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邓毛二人交集颇多。

这里要说一说的，是毛智汉供职的北京《新民报》和《北京日报》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知道，《北京日报》是在北京《新民报》的基础上创办的，用的是《新民报》的社址、设备和部分采编人员。1952年4月，北京《新民报》由北京市委收购，作价二万元。5月，《北京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周游带着报社筹备处全体工作人员，从苏州胡同125号，迁入西长安街72号的新民报社社址。他们一边接办《新民报》，一边开始《北京日报》试版。9月29日《新民报》终刊，10月1日，《北京日报》创刊。邓季惺被聘为顾问。

到写信的1985年，邓季惺和陈铭德都是全国记协的理事，她还担任首都女记协的名誉会长。信中提到的这个会议，全称很长：“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陈铭德和邓季惺向大会提交了《抗日战争前后的〈新民报〉》一文，此文印刷件附在信中，大大增加了信的史料价值。全文约8000字，分三个部分：一、在言论方针上，着重反映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努力尽到人民喉舌的职责。二、版面内容和编辑技巧，使群众喜闻乐见。三、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这篇文章是极为重要的报史资料，可与陈邓二位1962年写的长文《〈新民报〉20年》参看。特别是第三部分，堪称邓季惺经营之道的自我总结，极为难得和宝贵。文章把《新民报》的成功经营经验分为四个部分：1.人力资源的开发：办好报纸首先要有好的工作班子。2.严格执行财会制度。当时制定了财务、发行、广告、印刷制度，以及完整的会计制度和稽核制度。3.抓好发行和广告业务，开展印刷、出版等副业活动，做到以报养报。4.精打细算，厉行节约。虽然这些只是概念性的描述，却是一代报业经营先驱邓季惺的心血和心得。今天仍然值得《新民报》后人认真学习。

毛智汉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最后一篇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篇恰是写邓季惺的。文章标题就叫《给邓季惺大姐拜年》，刊于1995年2月26日“夜光杯”。文章开门见山：“正月初四上午，我们几个在新民报工作过的老人——祝修林、王孚庆、金光群，还有我，相约到北京建国门外灵通观一处寓所向《新民报》创始人之一的邓季惺大姐拜年。”文章细细描写了客厅的陈设，并描述了89岁高龄的邓季惺的作息：“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早餐晚饭后各小憩片刻，午饭后睡到下午3点左右起来，晚上12点多就寝，每天用在读报、看书、写信、接待来访的时间超过8小时，生活颇有规律。”据毛智汉描述，那天邓季惺“气色不错，记忆力好，思维敏捷”。

这，是邓季惺的最后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