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评估，不能止于“一次敲门”

（讲述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副主任 余敏）

初冬的阳光透过社矫中心的玻璃窗，落在陈某递交的月度思想汇报上。他字迹工整地写着：“已按要求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积极配合日常管理。”抬起头时，他眼里的光亮，让我恍惚想起一年前案卷中那张略显拘谨的服刑照片。

2025年5月，我院对假释调查评估案件开展专项检查。翻阅案卷时，陈某的材料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的他，正因为一份缺失的文书，假释程序一度停滞。

案卷材料显示，陈某于202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2025年3月，服刑监狱拟对陈某适用假释，并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调查评估。但整本卷宗看下来，除了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依法应当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却不见踪影。

这不是小问题。调查评估意见，是判断罪犯是否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假释能否依法启动的核心依据。文书缺失，意味着程序不完整，陈某的假释在这里“卡了壳”。

“这份文书缺不得。”我当即把卷宗摊在桌上，对照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逐条核查。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受委托单位应当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关系、监管条件等进行全面调查，而案卷中的情况说明，仅以“未找到登记地址人员”为由中止调查，显然不符合要求。

带着疑问，我和办案组成员前往调查评估委托单位核实情况。工作人员坦言，当时他们确实前往了登记地址上门走访，但开门的是陈某的二叔，对方称“不清楚这家人情况”，且拒绝提供联系方式。调查人员便以“家属未在登记地址居住”为由中止调查，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回复监狱，未依法形成调查评估意见。

调查评估，当然不能止于“一次敲门”。

我们随即启动监督核查，从监狱提供的入监登记信息入手，联系社区民警调取陈某的户籍与居住变动情况，又走访物业逐一核实。几经辗转发现，陈某的父母并非“无处可寻”，而是因其二叔家面积太小，已搬至小区同栋楼的上一层居住。当我们敲开新住处的门说明来由时，陈某的母亲红了眼眶。她拿出租房合同和转账记录，新房东及物业人员也证实了老两口的实际居住情况。查清事实后，我回到单位迅速起草了《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有关单位依法补正程序。文书送达当天，我特意留下了联系方式：“如果需要补充材料，随时找我们。”有关单位仅用5天就完成了补充调查，送来的调查评估意见书不仅附了详细的走访记录，还附上了社区居委会同意接收的证明。

2025年9月16日，法院开庭审理陈某假释案。我们结合陈某的服刑悔改表现和补正后的调查评估意见书，提出同意假释的检察意见，当庭获法院采纳。陈某被依法裁定假释，转入社区矫正。

前不久回访时，陈某正在参加社区的普法宣传活动。看到我，他指着宣传册中一页笑着说：“余检察官，这上面的调查评估流程，您之前给我讲解过。”一旁的社区负责人也笑着补充，“现在他成了‘普法宣传员’，经常给大家讲他的经历。”

看着陈某的改变，我深深感到：办案既要像啄木鸟般精准揪出程序漏洞、守住法律底线，也要在依法监督中传递司法温度，让每一个真心悔改的人，都能走得正、站得稳。

（整理：本报全媒体记者满宁 通讯员陈林 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