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如何以预防式治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以邛崃市大同镇“和枫”工作室为例

□杨阳 杜靖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其基层治理水平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实践场。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正面临人口高度集聚、利益诉求多元、矛盾风险叠加的复杂挑战，传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式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基层治理的现代化需求。

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聚焦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推进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新部署，旨在通过系统性举措提升治理效能。面对治理重心如何从“事后调解”转向“事前预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的核心命题，近年来，成都邛崃市大同镇“和枫”工作室锚定预防式治理核心方向，系统构建协同联动、矛盾感知、长效治理、实践创新“四大体系”，不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为超大城市基层矛盾就地化解提供了一些经验。

构建协同联动体系

打破超大城市治理碎片化困局

碎片化治理是大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难题。超大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层级复杂、边界模糊，“九龙治水、各管一段”导致部门间信息壁垒难破、力量分散、协同不足，小矛盾常因多头管理、推诿扯皮升级为复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为破解这一困境指明了方向。

“和枫”工作室的核心创新在于构建多元协同联动机制。工作室整合检察、司法、民政等13家单位力量，建立联席会议、联合调解、联合帮扶制度，以“村社吹哨、部门报到”模式实现信息互通、职责互补、力量聚合，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治理体系。例如，在孔家山村房屋纠纷调解过程中，检察调解员与村干部实地踏勘界定边界，既依法明晰权属，又促成和解，将可能升级为诉讼的邻里矛盾化解于无形。

成都超2100万常住人口分布在23个区（市）县，治理链条长、协调难度大。放大“和枫”经验，关键是实现治理模式从“单兵作战”到“系统作战”的转变，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协同高效”的组织架构。当专业力量前置常态化、部门协同机制化、社会力量参与日常化，便能将分散治理资源整合为系统预防合力，推动矛盾在萌芽状态被多方力量精准化解，实现从碎片化治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转变。

健全矛盾感知体系

增强超大城市风险预警能力

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矛盾隐蔽性强，传统“坐等群众上门”的被动应对模式往往导致矛盾发现滞后、处置被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这就要求建立敏锐的矛盾感知体系，实现从“人找事”到“事找人”的转变。

“和枫”工作室构建了立体化矛盾感知网络。在组织架构上，依托大同镇42个网格搭建“镇—村—社—网格—楼栋”五级感知体系，专职网格员身兼“信息员”“调解员”，通过日常走访、邻里沟通即时捕捉矛盾苗头；在运行机制上，打通“线上+线下”双通道，线上以“和枫在线”微信群、网格化管理平台承接群众即时诉求，线下设工作站及村社调解点，由检察官、法官、律师定期坐班接访，形成“线上响应、线下处置”闭环，如永兴社区居民通过微信群反映邻里噪音问题后，网格员即时介入调解避免矛盾升级；在风险管控上，推行“日巡查、周研判、月调度”机制，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征地拆迁等重点领域开展矛盾排查，建立风险台账并实行销号管理，实现从被动接访到主动预防的转变。

当前，成都市已设立社区总网格3000余个、一般网格1.6万余个，让这些网格真正“活”起来，关键在于建立“全时段监测、全方位感知、全过程预防”的矛盾风险感知体系。为此，成都正以“智慧蓉城”与微网实格双向联动为支撑，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诉求表达渠道，通过织密感知网络让网格员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以常态化走访实现矛盾早发现；畅通信息渠道推动线上线下平台深度融合，形成诉求收集、分析、处置、反馈的完整闭环。

完善长效治理体系

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质效

基层矛盾成因复杂、类型多样，基层治理质效直接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若仅停留在“调解成功、握手言和”的表面成效，难以杜绝同类矛盾反复、从根源减少问题产生。提升治理质效，关键在于构建标本兼治的长效治理体系，实现从“治标”到“治本”、从“一时之治”到“长久之安”的根本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

“和枫”工作室的实践体现了“三治融合”的治理思维。一是法治层面，发挥司法优势，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定纷止争，确保矛盾化解经得起法律检验，让群众感受公平正义，提升治理规范性与公信力；二是德治层面，通过“小禾苗”公益课堂、“好家风好家训”评选、“邻里互助日”等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治理，以道德力量涵养民风，增强治理感召力与亲和力；三是自治层面，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将矛盾预防、邻里和睦纳入村规民约，依托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提升治理持续性与有效性。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构建起法治固根本、德治扬正气、自治增活力的长效机制。

在超大城市治理中，成都要通过党建引领和制度创新，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法治作为根本保障，要适配群众更强的权利意识与法治需求，严格依法办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法治成为基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德治作为柔性力量，需应对快节奏生活下邻里疏离、信任弱化的问题，涵养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培育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重塑城市人文精神；自治作为内生动力，要破解“陌生人社会”下自治基础薄弱的挑战，通过创新参与机制、培育社会组织、搭建协商平台，激发群众主体作用，形成“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的事群众办”的共治格局。

深化实践创新体系

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系统化升级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对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基层治理需突破矛盾化解单一维度，向系统化、品质化、智慧化升级，构建涵盖组织保障、文化涵养、社会参与、服务优化、民意畅通、产治融合于一体的实践创新体系。

“和枫”工作室从单一矛盾调解平台升级为全域治理工程，其推进的“六和行动”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合共生”行动强化党建引领，健全“党建联席会议+党支部+网格党小组”三级联动体系，固化“片区吹哨、部门报到”响应机制；“和美家庭”行动筑牢文明根基，依托大同书院打造家庭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国学诵读、家风讲堂等活动；“和睦邻里”行动搭建互助平台，建立“爱邻议事会”“邻里互助组”，推行“楼栋长+党员中心户+志愿者”联动服务并以积分激励；“和谐社区”行动提升服务品质，升级党群服务中心，推行“一窗受理、限时办结”模式，开展“法治赶集”“院坝普法”等便民活动；“和乐议事”行动畅通民意，深化“微网实格+人民建议征集”，构建“诉求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实现“未诉先办”；“和气生财”行动促进产治融合，依托“大不同”公司挖掘儒家文化，推动山地特色农业与“福筵乡集”文旅品牌协同发展。

从镇域实践推向超大城市全域升级，需在更宽领域、更高标准深化实践创新体系。党建引领是根本，需发挥党的政治与组织优势，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体系，确保治理方向正确；公共服务是基础，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完善“一网通办”等机制，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民意表达是前提，需健全民主协商机制，拓宽参与渠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产治融合是关键，需统筹治理与经济发展，将治理成效转化为营商环境与发展动能优势，实现互促共进。

（作者：杨阳，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靖，邛崃市大同镇孔家山村党总支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