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时报微博

华夏时报记者 胡梦然 见习记者 黄海婷 深圳摄影报道

​

近日，面部清洁护理品牌“洗脸熊·洗脸吧”（下称“洗脸熊”）被曝多地门店集中“跑路”。广东、上海、浙江等多地消费者投诉 【下载黑猫投诉客户端】称，在门店充值后不久，商家便失联，会员卡也无法在其他加盟店使用，退款维权困难重重。

记者通过“洗脸熊”官方小程序查询发现，该品牌在深圳的门店数量超过145家，页面上均显示“营业中”。然而，1月1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系统显示全市实际有6家“洗脸熊”门店已处于闭店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表示目前尚未接到相关“预付卡”消费投诉。

一边是小程序上145家门店“全线飘绿”，一边是系统内6家店铺“悄然熄火”。官方数据与表面繁荣之间，是否存在未被看见的断层？为此，《华夏时报》记者展开了为期多日的实地调查。

预付费模式信任危机再现

“办完卡，没多久就跑路了。”深圳消费者李豪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尽管他因为邻里关系信任社区内的一家“洗脸熊”门店，但也承认美容、理发等行业预付卡“跑路”现象并不罕见，身边有朋友曾因此损失近3000元。这种基于熟人关系的局部信任，恰恰映射出预付卡消费模式中普遍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1月7日，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均出现过“洗脸熊”门店“前一日促销、后一日消失”的案例。一位浙江消费者发文称：“店员还在大力推销充值优惠，第二天店就没了，电话也打不通。”

1月8日，《华夏时报》记者在“洗脸熊”深圳坪山益田假日世界店看到，位于商场3楼的门店内有四位员工，其中两位正在为顾客提供脸部护理，营业正常。然而，表面的平稳难以掩盖暗流涌动。另一家“洗脸熊”深圳门店店主詹丽娟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了“跑路”现象确实存在。“那是2025年2月份的事情了，附近银行那里有一家门店关了，老板跑路了，会员的钱没退。”她继续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这些会员后来辗转至她的店面消费，但卡内余额无法通用，“我帮他们联系总部，最后总部协调解决了退费。”可见，这种依赖个别商家道德自觉的补救方式，显然无法构成系统性保障。詹丽娟向记者直言：“有些老板可能就是想赚一波快钱，加盟费回本后，再卷走预付款就跑。”

从偶发的经营失败到有组织的“收割撤离”，部分门店的“跑路”行为已呈现出清晰的套路化特征。这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深远的是，这会持续侵蚀商业社会赖以运行的信任基石。

“明星代言+低门槛”背后的监管真空

当“跑路”从个体失德行为演变为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时，审视其赖以生存的体系性土壤便尤为重要。否则，“个体失信”的代价，终将由整个品牌乃至行业声誉来承担。“洗脸熊”凭借明星古天乐的代言与“洗脸吧”的单店模型，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至全国超2000家门店。然而，光鲜的规模背后，是加盟体系的松散与总部监管的实质缺失。

《华夏时报》记者调查了解到，洗脸熊的会员费通常直接进入加盟商（门店）账户，而非总部统一账户。这一模式导致部分门店出现经营问题或擅自停业时，消费者面临会员卡无法使用、退款无门的困境。对此，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分析师林岳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连锁面部护理品牌‘洗脸熊’在全国多地爆发加盟店集中闭店、消费者预付款无法退还的事件，实际上不仅仅是商业纠纷，更是一面行业的镜子，折射出当前部分连锁加盟业态在资本与规模的驱动下，商业模式在顶层设计、风险管控与责任伦理上存在的问题。”

1月9日，记者相继走访了深圳福田、南山、罗湖等区域的“洗脸熊”门店。尽管多数门店仍在营业，但经营状况冷热不均。社区店多依靠熟客维系，而部分商场店则客流稀疏。这种差异直观反映了加盟商经营能力的参差，也暴露出总部在运营支持与标准化管控上的缺位。

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分析师林岳一针见血地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问题核心：“洗脸熊自己都没有把盈利模式跑明白，就靠着代言人吸纳加盟，实际上是不太负责任的。”他继续向记者分析道，低加盟门槛吸引了大量行业“小白”，但总部培训体系不完善，加盟商在精细化服务、成本管控等方面只能“自己摸石头过河”。

林岳的分析得到了一线加盟商的直接印证。“公司刚开始成立，很多东西还没那么成熟。”詹丽娟向记者表示，总部支持主要停留在前期，后续运营基本靠自己摸索，“做这个发不了大财，心态要放平”。这折射出部分加盟商在总部支持有限下的被动与务实心态。这种“加盟即毕业”的模式，使许多门店在开业之初就埋下了经营隐患。

从个体经营困境到体系性风险，林岳进一步从商业模式底层逻辑向《华夏时报》记者展开剖析：“首先‘人’方面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其次，‘货’和‘场’同样与现实存在差距，比如很多加盟商为了谋求利润，自行引入非统一的产品和非标准的服务，在高昂的门店租金、平台抽成的压力下，客流量远远覆盖不了基础的成本。”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资金监管的完全缺失。詹丽娟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这类门店的收款通常不经过总部，更多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顾客信任我，把钱交到这边，我就要做到诚信经营。”这意味着消费者预付款完全由门店控制，总部既无法监管资金流向，也无法在门店闭店时统筹善后。林岳进一步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从总部对加盟商渠道的管理来看，基本上属于失控的状态，除了没有统一管控用户预付款之外，总部甚至无法掌握门店真实的经营情况。”

当预付款脱离监管、经营数据形成盲区，总部对加盟店的约束力便名存实亡。詹丽娟向《华夏时报》记者描述了一种常见困境：“如果连锁，你可以直接找总部，他们都有签合同、有保证金。但钱不到总部的话，我们这边很麻烦。”一位不愿具名的加盟商则向《华夏时报》记者表达了担忧：“如果把钱打到总部统一账户，到时候总部‘跑了’，我们怎么办？”这番担忧，道出了加盟模式中总部与门店间权责与信任的脆弱平衡。最终，这种制度缺陷，使得“跑路”成本极低，而维权成本极高。

预付卡监管如何穿透加盟壁垒？

当内部的商业模式缺陷与监管真空并存时，外部的制度约束便成为最后的防火墙。然而，这道防火墙似乎并未能完全覆盖“洗脸熊”们的加盟网络。预付卡消费乱象并非“洗脸熊”独有，近年来，已在教培、健身等多个行业反复上演，凸显出现行监管体系与新型商业形态之间的脱节。

尽管我国《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发卡企业应建立资金存管制度，但在加盟模式下，这一规定难以落地。记者调查发现，大量像“洗脸熊”这样的加盟门店并未被纳入预付卡监管体系，消费者预付款实际上处于“三不管”状态。

1月11日，记者再次来到“洗脸熊”深圳和城里店。店主詹丽娟表示，尽管“跑路”风波仍在网上发酵，但总部已第一时间向各大门店传达安抚措施，要求妥善处理顾客诉求，“相关部门也会上门关心经营状况，顾客们也大多表示理解，总体经营氛围还算稳定。”

针对预付卡监管漏洞与加盟模式风险，林岳向《华夏时报》记者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品牌方应“建立资金监管机制及防火墙，100%保障消费者权益”，并转向与加盟店利益分成模式，降低对一次性加盟费的依赖。同时，他建议“设立区域督导，对门店的运营进行监督和纠偏”。这些建议直指加盟模式的核心痛点，但其落地的前提，是品牌方将风险管理置于规模扩张之上。

在制度完善之前，商业伦理仍是一道重要防线。詹丽娟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正面的案例：附近一家洗脸熊门店闭店前，店主主动联系她，并在她的提醒下“把所有会员钱全部退回给他，才走的”。她向《华夏时报》记者感慨道：“钱能花完，但诚信丢了就找不回来了。”这个案例表明，从业者的自律在当下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个别人的道德自觉无法替代系统性的制度保障。詹丽娟向记者坦言：“公司还处于成长阶段，很多地方不成熟……这次曝出问题，公司也确实疏忽了。”当品牌方将扩张速度置于风险管理之上时，系统性危机便已悄然滋生。

截至发稿，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洗脸熊”总部，均未获回复。其官方小程序显示，全国“营业中”门店数量从1月8日的2387家微增至2391家，深圳地区仍有超过145家显示运营。然而，数字的增长并未打消消费者心中的疑虑。

从消费者李豪“以心换心”的朴素期待，到店主詹丽娟“诚信经营”的职业坚守，再到分析师林岳对制度建设的专业呼吁，三种视角共同指向同一核心：商业的本质在于创造可持续价值，而非短视的流量收割。

预付卡模式本身并非原罪，它诞生于便利与优惠的初衷，建立在信任的本质上。但当这份契约背后的信任被商业模式系统性利用，当“跑路”从个案演变为可复制的套路时，需要修补的便不只是一个品牌的形象，更是整个消费生态的信任基础。

品牌方不能只攫取加盟扩张的红利，而规避应有的管理责任；监管机构也需创新方法，让监管触角有效延伸至加盟网络的末梢；消费者则需提升风险意识，理性评估预付消费。唯有制度不断完善、监管持续到位、从业者恪守伦理、消费者保持理性，预付消费才能真正回归其本质，而非异化为商业欺诈的温床。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