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日前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包含《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该法的出台，不仅标志着西巴尔干地区重新回到美国战略议程重心，更以对塞尔维亚的有意聚焦与具体批评，揭开了美国试图重塑西巴尔干地区秩序的战略意图。在俄乌冲突延宕不止、大国博弈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塞尔维亚态度的微妙变化，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是否在重新发现塞尔维亚”的深层思考。

《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最受关注的一点，是它对塞尔维亚的“特殊关注”。在它涵盖的所有西巴尔干国家中，唯有塞尔维亚因选举实践和治理问题被单独纳入详尽审视的范围。《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援引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的报告，对塞尔维亚2023年12月17日举行的议会和地方选举表示“深切关注”，直指选举存在“不公平条件”和“程序缺陷”。

该法还将腐败定性为“西巴尔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是在将腐败问题上升至地区安全战略的高度。正如北马其顿前外交官瓦斯科·瑙莫夫斯基所指出的，美国近30年来一直将反腐败作为西巴尔干地区的优先事项，如今将其界定为“安全问题”，意味着华盛顿对该地区的干预很可能将更趋直接与系统化。

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战略聚焦，尤其是对塞尔维亚的特殊姿态，需要被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格局中加以解读。一方面，俄乌冲突的久拖不决，让欧洲边缘地区的稳定性变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大国博弈的加剧，推动美国加速强化对全球关键地缘地区的掌控。在华盛顿的战略认知中，塞尔维亚既是西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支点，也是东西方利益交织的重要地带。塞尔维亚已不再仅仅被视为“巴尔干的稳定器”，这一转变在去年引发美国学界广泛关注的《来自塞尔维亚的报告》中可见一斑。

这份报告的作者、美国地缘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受邀访问贝尔格莱德后，以个人观察为基础，结合历史回溯与地区现实，勾勒出一个兼具现代性、技术潜力与地缘自主性的塞尔维亚新形象。

长期以来，西方对塞尔维亚的认知深陷“禁锢于民族主义、沉湎于历史悲情”的刻板形象。但事实上，塞尔维亚早已超越历史包袱，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在弗里德曼的观察中，塞尔维亚已从铁托时期的社会主义实验场，发展成当代科技创新中心，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与“国际化”的成功转型。贝尔格莱德街头英语的普及、微软等美国企业入驻，更展现出鲜明的“美国化”场景；而塞尔维亚青年“对（技术）工作和电脑屏幕的兴趣远胜于对我本人（弗里德曼）”等细节，更印证了这个国家所蕴含的现代性、智识活力与技术潜力。

相较于西方对塞尔维亚认知的滞后，中国早已看到其经济活力与创新潜力，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等，与塞尔维亚开展互利共赢、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务实合作。中塞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数字、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不仅携手应对全球变局下的发展机遇与困境，更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也从侧面说明，塞尔维亚多元合作的发展路径，已经为自身赢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近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年度讲话中明确表示，2026年将成为塞尔维亚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今年举行的选举，将“决定国家未来”。而美国恰恰选择在这一关键节点到来前，通过《西巴尔干民主与繁荣法》，其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承认塞尔维亚的地缘价值，将其视为自身重塑西巴尔干地区秩序的关键抓手；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规范性工具施压，将其纳入自身战略轨道。 

从过往对塞尔维亚的刻板认知，到如今对其战略价值的重新评估，再到以法案施压的精准干预，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态度转变，看似“重新发现”了这个巴尔干国家，实则是基于自身地缘战略需求的精准布局。所谓“重新发现”，实质上是将塞尔维亚视为大国博弈的棋子，而非真正尊重其主权与战略自主选择。但塞尔维亚的转型与发展早已超越单一维度的地缘思维，它将在大国博弈中坚守自身立场。1月8日，塞尔维亚外交部长马尔科·久里奇表示，全球正在进行权力重组，塞尔维亚所有行动的唯一和最关键指导原则，“是维护塞尔维亚的国家与民族利益”。塞尔维亚到底需要怎样的“重新发现”，答案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