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吴说）

作者：刘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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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普及，虚拟货币交易已从极客圈子走向了大众视野。然而，这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有财富神话，还有日益严峻的法律风险。在涉币类刑事案件中，最高频罪名莫过于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 “帮信罪”）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简称 “掩隐罪”）。

在办案一线，作者经常听到当事人、甚至其家属最本能的辩解：“我真的不知道那些钱是违法的！”、“我就是帮朋友转个账，赚点手续费，我对其他的毫不知情”、“我就是在交易所正常卖币，对方钱是否不干净，我怎么会知道？”

“不知情”，听起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毕竟，“不知者无罪” 是我们比较朴素的社会观念。具体到我国刑法中，它也是 “主观恶性” 法律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不知情” 这三个字真是 “免死金牌” 吗？

答案比大多数人的想象要残酷得多。在虚拟货币案件的司法认定中，“不知情” 往往不是看你 “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具体 “做了什么”。作者将结合法律规定与实务经验，深度剖析虚拟货币案件中 “主观明知” 的认定逻辑。

刑法中关于 “主观明知” 的规定

在刑法理论中，构成犯罪通常需要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的统一。对于涉币类犯罪，无论是帮信罪还是掩隐罪，其核心构成要件都要求行为人：“明知” 上游资金是犯罪所得或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还为他人提供帮助。

不过在这里，法律意义上的 “明知”，并不等同于当事人口供中的 “确知”。

（一）“明知” 的两种形态

简单来说，在法律评价体系中，“明知” 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确定故意。也就是明确知道对方是诈骗犯、赌博网站或者贪污所得，依然提供 USDT 兑换或转账等服务。这种情况证据确凿，辩无可辩。

第二，概括故意。也是我们常说的 “应当知道”。行为人虽然没有确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类型（是诈骗还是赌博，或者是职务犯罪所得），但根据其认知能力、交易行为的反常程度，应当认识到资金来源非法，却仍然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二）司法解释中的 “推定明知”

从司法者的角度看，为了破解 “嫌疑人只要不承认就无法定罪” 的困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被称为 “两高”）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确立了 “以客观推断主观” 的原则。

例如，在 2019 年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认定行为人具有 “明知” 时，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的；

采用某种特定加密通讯软件逃避监管的；

频繁使用多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进行资金流转的；

拒不提供真实身份验证的。

在虚拟货币领域，这意味司法机关不需要拿到你 “承认自己知道” 的口供。只要你的客观行为模式符合洗钱犯罪的特征，哪怕你把 “我不知道” 喊破喉咙，法律依然会推定你 “明知”。

实务中坚持 “不知情”，真的可以免责吗？

在司法实务中，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博弈往往集中在：如何打断司法机关的 “推定明知” 链条。 简单的一句 “不知情” 毫无力度，只有提供客观证据证明自己 “确实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或 “确实被蒙蔽”，才有可能实现免责。

（一）为什么你的 “不知情” 不被采信？

如果你的行为中包含以下 “红线” 特征，坚持 “不知情” 几乎 100% 可能会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狡辩，从而被定罪量刑：

首先，违背市场规律的 “高利诱惑”。

比如， 正常的 USDT 搬砖利润极薄。如果有人给你高于市场价几分甚至几毛的利润，或者让你一天赚取几千上万的 “跑分费”，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当意识到这背后必有猫腻。结论就是，贪图高额非正常收益，是认定主观明知最直接的依据。

其次，行为表现 “鬼鬼祟祟”。

比如：使用小众通讯软件，交易双方不在微信、支付宝沟通，而是专门下载 Telegram（飞机、电报）、蝙蝠等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软件，且聊天内容涉及 “测卡”、“U 商”、“下发” 等行业黑话。

或者规避 KYC（身份认证）审核。在交易时不核实对方身份，或者明知对方使用他人账户转账（非同名转账）而默许。

最后，交易习惯的 “明显异常”。

常见高风险动作有：1. 资金快进快出，不留余额；2. 专门去银行办理多张卡片，或者向他人收购银行卡、U 盾用于交易；2. 在银行卡被冻结后，不仅不停止交易，反而尝试解冻或换卡继续操作等等行为。

在上述情况下，所谓的 “不知情” 会被认定为 “以不知情之名，行故意犯罪之实” 的 “以此推彼”。

（二）怎样的 “不知情” 才可能真正免责？

“推定明知” 并非不可推翻。在个案中，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普通人应有的审慎义务，那么 “不知情” 就是真实有效的辩护理由。以下情况在实务中有较大的出罪或不起诉空间，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严格的 KYC 审核记录。

如果你是 OTC 商家，能拿出完整的聊天记录，证明你要求对方提供了身份证、银行流水，并且进行了视频验证、风险自担的承诺等。对方提供的资料在形式上看起来是非常真实的（哪怕后来证明是 P 图，但只要 P 得够真，能骗过普通人），那么你原则上就没有主观过错。

这里的核心逻辑是： “我查了，他骗了我，我是受害者，不是同谋。”

第二，交易场所与价格的正当性。

如果交易发生在币安、OKX 等头部正规交易所，而非私下的野鸡平台或纯线下现金交易。交易价格严格贴合当天的市场汇率，当事人没有贪图任何额外的溢价。那么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种 “利好” 行为。

第三，被蒙蔽的具体情境。

比如，“杀猪盘” 受害者转化： 有些人先是被骗去投资理财，在提现时被骗子利用，骗子声称 “公司财务转账”，实则是把诈骗款转入其账户让其买币。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本身是诈骗受害者，且有聊天记录佐证其被洗脑的过程，极大概率可以免责。

又如，较为合理的信赖关系： 比如亲戚、现实中好友请求帮忙，且理由在常理之中（如额度限制等），在没有明显异常利益输送的情况下，偶尔一次的帮忙行为，较难认定为主观明知。

写在最后

回到标题的问题：“不知情” 在虚拟货币案件中，真的能免责吗？

刘律的结论是：口头上的 “不知情” 一文不值，证据支撑下的 “无过错” 才是关键。

刑法打击的是 “明知故犯”，但也不会放过 “装睡的人”。随着 “断卡行动” 的深入和反洗钱力度的加大，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朋友必须明白，法律对 “主观明知” 的认定标准已经不仅限于口供，而是全方位的客观行为画像。

对于身处币圈的交易者，刘律想给出最后一条建议：不要用 “无知” 来挑战司法的 “铁血无情”。如果当你：

为了千分之几的利差，选择忽视对方资金来源的疑点时，or 为了方便，同意在加密聊天软件里进行私密交易时，or 看到银行卡被止付，却换张卡继续操作时、、、

你很可能就已经把自己置于了刑法的射程之内。真正的免责，不源于事后的辩解，而源于事前的合规与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