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凡

冬日寒风凛冽，华灯初上，沪上街头便飘起了糖炒栗子的香气。行人缩颈匆匆，忽闻此香，不由驻足，换一纸袋滚烫栗子揣于怀中。这大概是冬天最寻常的温暖。

老上海人于栗子，实有深切情结。百年前，沪上糖炒栗子的营销，就颇为海派时髦。马路上售栗子者，“多佐以留声机播放歌曲、戏曲等各种曲调以吸引路人”。留声机配糖炒栗子，这般光景，今日想来，自有一种旧时风雅。

而沪人钟情的，正是“天津良乡”。民国七年（1918年）《上海县续志》物产条载：“糖炒栗，择天津良乡小栗置沙中加以饧糖炒熟味美。”可见“天津良乡”之名，彼时已是沪上糖炒栗子的金字招牌。翻检民国旧报，从《联益之友》的“天津良乡魁栗上市”，到冠生园的“蜜炒良乡栗子”，再到栗子大王新长发的“选自真正天津良乡”——此说沿用数十年，沪人耳熟能详。

然而“天津良乡”四字，细究起来却是一桩百年公案。

良乡，北京西南郊也，今属房山区，昔日曾隶河北。北京人见了这招牌，每每纳闷：良乡明明是我们北京的地方，怎的冠上了“天津”的名号？若说是小贩不谙地理，胡乱拼凑，却也说不通——沿用数十年的招牌，应非笔误。

真相其实颇有意味。

良乡板栗，并非良乡所产。上海《大美晚报》曾有作者感叹，在良乡住了一年，竟未见一棵栗树。良乡地处水陆要冲，实为板栗集散之地。四方栗商将燕山南麓所产板栗运至此处，再分销天下，久而久之，“良乡板栗”便成了金字招牌。

至于“天津”之名如何与良乡板栗绑定，常见说法是因良乡琉璃河有船可直达天津。收获季节，良乡县的板栗便沿通畅的水路运往天津，再经运河运销江南、海外。另一种是说良乡虽不在天津，却有天津关。明人茅元仪《武备志》载：“天津关，在良乡县北，西至大龙门凡十五关口，其间大者曰天津关。”嘉庆十年（1805年）日人冈田玉山等编绘《唐土名胜图会》亦载良乡有天津关。虽然后世商贩未必知晓此关，但历史的草蛇灰线，竟让“天津”与“良乡”在数百年前的地图上就已并肩而立。

“天津”二字冠于栗子之上，不仅风行沪上，更东渡扶桑。

1910年，华侨李金章在东京浅草售卖板栗。1914年，日本商人北泽重藏在东京开设“甘栗太郎”。次年，北泽洋行在天津设点收购板栗出口日本。因栗子皆从天津港发货，所以至今仍被日本人称之为“天津甘栗”。如今“天津甘栗”依然随处可见，便利店货架上有，动漫台词里也有。《银魂》里有句台词：“简直比天津甘栗还甜。”《乱马1/2》有一招“火中天津甘栗拳”——大概是说出拳之快，犹如从滚烫炒锅中徒手取栗。

然而，糖炒栗子虽香甜，在旧时上海，却也有一种苦涩的滋味。

1936年，有人在《申报》发表《从吃糖炒栗子说起》一文。彼时国难深重，作者与七岁表弟边剥栗子边吃，忽然想起一件事：据说日本小学教师会对学生讲，糖炒栗子产在中国华北，“如果我们把华北夺了来，就可以尽量地吃了”。作者感慨：我们中国的孩子吃栗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该知道，这栗子的产地，眼下正被人惦记着？

翌年卢沟桥枪响，平津相继失守。上海小报《金刚钻》刊《良乡栗子之惨痛回忆》，痛陈良乡县城沦陷敌手。文中明言“良乡居北平西南，尤以栗子最富盛名”——可见彼时沪人心知：良乡不在天津；而此刻，良乡已不在我们手中。

华北烽烟既起，栗子南运受阻。1940年《神州日报》载，“上海的栗子全是仰给河北良乡，然华北沦陷，运输受阻”。报上还有一句话，“良乡栗子难过日子”。因战事阻隔，运到上海的良乡栗子“多已霉烂”，商贩只好以杭州栗子冒充，价格却翻了数倍。那几年，上海人吃到嘴里的，恐怕已很难说是正宗良乡栗子了。

一颗栗子，竟也承载了如此家国之痛。

如今，良乡板栗依然是名产。上海冬夜的街头，糖炒栗子摊依然热闹，霓虹灯下，“良乡栗子”几个字依旧醒目。栗子还是那个栗子，只是吃栗子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关于“天津良乡”的地理错位、商贸变迁，乃至一个时代的风雅与辛酸——而今都在这一包热栗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