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草原站）一处野外监测站旁，有两个嘎查（行政村）——十连和十二连。

有村庄，草原站很多事情都会很便利。缺米少油了，可以直接去村里“进货”，不用再驱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城里；想囤点方便食品，也能去村头小卖部解燃眉之急。并且，牧民们为了生计，还会来站上帮忙，成为草原站得力的“外援”。

但那是以前。

“十连、十二连以前都是上百户的嘎查，现在几乎没多少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草原站站长白永飞告诉《中国科学报》，夏天可能还有十几户人家，冬天连十户都不到。

“牧民们都不待的地方，我们的科学家、硕士生、博士生还在。”白永飞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草原上的工作很辛苦，蚊虫叮咬、太阳暴晒不说，最要命的是鼻炎过敏——草原上有各类蒿草，敏感体质的人往往“在劫难逃”。即便这样，草原站“除了两个人因为胃病等身体原因无法坚持外，没有‘逃兵’”。

白永飞说，草原生态研究就得靠这样的坚守，长期干下去。

坚守的传承

这样的坚守，是有传承的。

《中国科学报》在相关档案中发现了一张草原站上报中国科学院的《艰苦台站情况调查表》，这份文件上写着：“草原站的粮食、菜蔬、燃料等均需到距台站75至400公里外的城镇买。”

白永飞说，建站伊始，基础设施非常简陋，打个电话都要开5个小时车到县里。站上的老司机回忆，建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运输、测量、设备都要靠自己。远离城市、缺水少粮、气温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冬，首任站长姜恕一直带领大家搞基建。

交通不便，科研人员来草原站一住就是几个月。白永飞说，站上有的是当了父母的科研人员，从草原回家后，“孩子都不认识自己了”。

“以姜恕、陈佐忠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了草原站，克服了重重困难。”白永飞说，一部草原站创业史，藏着数不清的关于坚守的故事。

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至今提起仍不免感怀。

白永飞回忆说，草原站直到1999年才能收电报，2000年才装上第一部电话机。“那时由于工作忙和交通不便等多方面原因，大家都好长时间驻守于此。站上安了电话后，我们有一个学生——现在已是兰州大学的教授，她孩子还很小，大家就让她第一个给家里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孩子的姥姥。”白永飞继续讲述着，“我们这个学生想听听孩子的声音，但孩子很小，不知道电话这头是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她急了，跟孩子姥姥说‘你掐孩子一下，让他哭一哭，几个月没有听到孩子的声了’。”

“这个场景我至今忘不掉。”白永飞说。

草原工作“不孤单”

在草原站的“出生证”——中国科学院1979年下发的《关于建立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和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的通知》（两站同期建站）上，有这样一行字：“为满足野外工作需要，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兴建实际使用面积为五百平方米的野外简易实验室和宿舍。”

草原站办公室主任窦山德是草原站20年的“老兵”了。那500平方米的“野外简易实验室和宿舍”，承载着他的青春记忆。

“以前我们站里有个水塔，大家的吃水、洗涮都指着它。”窦山德说，据站上的老职工讲，那时候用水都很节省，男生一般“一三五不洗脸，二四六拿毛巾沾水擦脸”，平时更是洗不上澡，上厕所要上室外的露天卫生间。

“以至于大家后来都有点‘应激’了，只要一出差，到了住处，第一句话总是问‘有没有卫生间、洗澡间’。”窦山德苦笑说。

条件再苦，一忙起来都抛诸脑后。踏上草地就是走进实验室，低头就是研究对象，这是草原站科研人员的日常。每年从五六月份开始，他们都会陆陆续续“会师”草原深处，白天穿着长衣长裤去挖土或剪样方，晚上分析记录，一干就是几个月。这样的工作节奏，对大家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工程师王小亮2009年来到草原站，作为内蒙古通辽人，他在锡林浩特安了家。长年的野外工作，馈赠了他一副瘦削但结实的身躯，以及敏捷麻利的身手。2025年是“采样大年”，《中国科学报》记者见到王小亮时，他刚马不停蹄驱车150公里，跑了3个样地采集土样回来。

记者问：“每天这样觉不觉得累？”王小亮答：“我本来就是学生态学的，专业对口，喜欢就行了。”当问及“在草原上做科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时，他不慌不忙地“吐槽”：“你看我为啥这么瘦，天天一两万步。上午我们坐车，还‘走’了4000多步。为啥？路太颠了！”

王小亮没觉得草原上做科研有多辛苦、多枯燥；草原上有草、有花，草地里有野兔、狐狸，空中有百灵鸟、鹰隼，晚上还能看满天的星星，他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