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利 吕鑫豪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释放出文化惠民的强烈信号。《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把“人”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可从源头供给、实践动力、权益保障等维度系统推进体制机制建设。

　　扎根人民群众进行创作是核心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优质文化资源能否下沉基层，首先取决于文化内容的人民性和时代性。文化创作只有深植人民、书写人民、服务人民，才能产生强大的穿透力。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筑牢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根基。文化创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情感、回应人民关切作为价值判断的第一标准。从基层治理创新、乡村振兴实践、社区生活变迁、劳动者奋斗故事中汲取创作素材，形成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的内容基础。

　　二是深化对人民生活的观察，汲取基层文化创新源头活水。文化创作者要把脚步扎到基层，把目光投向人民，把作品建立在对人民生活的深度观察之上。作品既要展现人民的共同精神风貌，又要体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使文化供给更加丰富化、差异化、个性化，更贴近基层群众的精神期待。

　　三是健全群众参与机制，贯通文化创作与基层经验循环。新时代文化创作应打破“创作者-作品-受众”的单向模式，形成人民共同参与的文化表达格局。要建立文化创作开放机制，为人民参与文化表达、文化创造提供制度化渠道，使基层经验真正转化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源头。要引导文化机构、文艺院团、媒体平台等建立常态化的基层调研机制，把群众故事、乡村叙事、民间智慧转化为可创作、可传播、可共享的文化资源。

　　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活动是活力源泉

　　文化资源能否真正“活起来”，取决于基层群众是否拥有文化活动空间、文化组织能力、文化参与渠道等。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需要构建文化资源下沉与基层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是完善基层文化服务体系，增强文化资源承接与转化效能。要推进基层文化阵地的标准化、均衡化建设，使文化站、图书馆分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成为文化资源下沉的稳定载体。完善基层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文化服务格局，使基层文化阵地不仅“建起来”，更要“用得好”。要加强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使基层文化阵地成为文化供给的第一线、文化政策落实的落脚点、文化资源下沉的集散中心。

　　二是创新精准化文化供给模式，提升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适配性。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仅要“送下去”，更要“接得住”。要适应基层文化需求的多样化特点，在内容形式、传播渠道、服务方式上进行创新，推动文化供给从统一配送向精准供给、柔性供给、组团式服务转变。一方面，要推动专业文化力量向基层延伸，将高质量文化内容以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增强文化下沉的可亲性、可感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要探索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文化服务中的应用，通过文化数据共享、智能匹配、数字展陈等方式，提升基层文化供给的精准度，让文化内容与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形成有效对接。

　　三是培育群众文化自觉，形成文化活力可持续上升路径。基层文化建设最终要靠群众“唱主角”。要着力提升群众的文化建设能力，使群众从文化的接受者、参与者成长为文化的建设者、传播者。要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完善基层文化专干、文化骨干培养机制，通过开展文化技能培训、文化人才扶持、文化社团培育等方式，壮大基层文化主体力量。要支持乡村文化带头人、非遗传承人等成为文化资源活化的重要力量，使其在文化传播、文化服务、文化治理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要推动基层文化自治机制建设，通过村规民约、社区议事会、文化理事会等形式，让基层群众在文化项目选择、文化活动开展、文化资源使用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使文化建设真正成为基层群众“自己办、一起办、办得好”的事业。通过增强基层文化主体能力，文化资源下沉才会变成文化活力上涌，文化供给才会转化为文化创造，文化服务才会催生文化发展，实现“文化下基层”向“文化强基层”的根本性转变。

　　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是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仅在于“送文化”，更在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使文化发展成果人人可享、处处可及。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必须以制度化、普惠化、可持续化的文化权益保障体系作为根本支撑。

　　一是夯实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基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化。坚持公共文化事业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把文化权益保障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保障从理念要求转变为制度化安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核心法律依据，推动文化保障标准体系、财政投入机制、设施建设规范、服务评估机制的全链条完善，使公共文化服务成为覆盖全民、惠及全民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清单制、网格化、数字化”的制度创新，将文化服务责任压实到基层治理单元，使优质文化资源触达基层的路径可确认、可监督、可评价，真正实现文化服务“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漏”。

　　二是优化现代文化资源供给路径，提升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便利性。文化权益的实质在于人民“能享有、享得上、享得好”。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参与基层文化服务运营，使文化供给更专业、更灵活、更具活力。同时，通过跨区域文化资源共享、馆际合作、文化走廊建设等方式，推动文化资源实现跨区域流动与统筹配置。

　　三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参与机制，强化文化发展的社会协同效能。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推动文化建设融入基层治理体系，通过文化积分、文化志愿服务激励、文化带头人培育等方式，激发基层群众主动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健全民间文化成果保护与利益分享机制，使乡土文化、非遗等进入公共文化体系，让基层群众在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承中获得实际收益，实现文化价值提升与文化权益保障同步推进。

　　作者简介：张冬利，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吕鑫豪，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批号：XSX251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