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编者按：

　　沈家本一生以法为业，他又是一位诗人。他从19岁写下《咏史小乐府三十首》，至73岁逝世前夕的《自题癸丑日记》，50余年中共留下了六百余首诗作，收录于《沈寄簃先生遗书·枕碧楼偶存稿》之七至十二卷。 　　诗歌伴随了沈家本的成长、伴随了他的事业，也伴随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读沈诗就好像徜徉在沈家本漫漫的生命长河中，尤似体验了晚清一代胸怀家国的读书人的思想历程。特别是1900年沈家本在保定被八国联军逮捕、监视期间，他于耻辱、愤懑中冷静下来后的反思中，认识到：国家走到当下危亡状态，其原因就在于法制的衰败。要想拯救家国于危亡之中，必须“兵戈扰扰众涂炭，医疮剜肉刀刻肌”（《十二月一日夜雪》）下定决心“惟天阴骘有主持”，为国家主持“剜肉刀刻肌”的改革。1901年11月14日，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1902年5月13日，他受命修订法律。此后沈家本的诗词创作，便融入了他在修订法律事业中的喜怒哀乐。读沈家本1900年以后的诗，就是读沈家本的诗中家国愿、诗中司法志，诗中那以法救国的深厚情愫。 　　本版特开“沈家本诗词赏析”专栏，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荣休教授、沈家本第四代孙沈厚铎先生为读者讲述沈家本诗词背后的故事。 　　□ 沈厚铎 　　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以“清末修律第一人”的身份彪炳史册，其熔铸中西的法律文化素养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开了先河。在投身法制改革之前，青年沈家本历经战乱流离，以诗为笔，记录下山河破碎的时代阵痛与个人命运的颠沛沉浮。《走笔》与《悲武林》两首诗作，既是他早年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更凝聚着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沉郁苍凉的笔墨间，展现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的深刻交织。 　　咸丰十年（1860年），二十岁的沈家本留京支撑家计，父亲沈丙莹因拒附权臣而被远放贵州安顺，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同时蔓延。京城被英法联军铁蹄践踏，故乡杭州、湖州一带被太平军攻陷，时代将青年沈家本推向了命运的风口浪尖。《走笔》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走笔”二字既彰显了情感的奔涌与创作的迫切，更暗合了时代巨变中思绪的纷乱与无奈。诗作开篇即以“身世蓬飘梗”喻指个人命运的漂泊无依，留京侍母、归乡乡试受阻的困顿，恰如乱世中随风飘散的蓬草与断梗；而“光阴斧烂柯”化用王质观棋的典故，将战火中的时光流逝写得恍若隔世，既慨叹举子业的耽搁与人生的仓促，更暗喻山河破碎后的世事变迁，昔日安稳岁月已成追忆。 　　“百年忙里促，万感泪中多”十字，道尽了青年沈家本的双重焦虑。个人层面，他肩负支撑家庭的重任，怀揣科举入仕的理想，却在战乱中步履维艰，光阴的催促与现实的阻碍让其内心满是焦灼；国家层面，清廷腐败无能，四处农民起义、列强入侵，百姓流离、山河破碎的黍离之悲与家国危亡的紧迫感交织，万千感慨终化为难禁之泪。 　　“酒好不能饮，诗成空自歌”，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压抑与孤独，美酒无法消解内心的愁苦，诗作无人共鸣，既写出了乱世中文人的精神孤寂，更暗含了报国无门的愤懑。结尾“囊余一长剑，倚柱几摩挲”化用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诗意，将个人理想与时代困境推向极致。长剑既是古代士人侠义精神的象征，更是沈家本胸中壮志的寄托，倚柱摩挲的动作，凝聚着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时局的无奈以及对家国的赤诚，尽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如果说《走笔》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危亡交织下的心灵独白，那么《悲武林》则是聚焦故乡罹患的沉痛悲歌。武林（今杭州）虽非沈家本的故乡，但确是他的成长中不可或缺之地，因为这是他外祖父居住的城市，是他儿时常住的乐土，是浙江的首府。杭州更承载着南宋都城的历史记忆与家族的情感寄托。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中，杭州从南宋以来“销金锅”般的繁华胜地沦为“瓦砾场”，外祖父俞焜阵亡，未婚妻郑氏惨死，个人丧亲之痛与家国破碎之悲在诗作中融为一体，使其情感更显沉郁真挚。 　　诗作以杂言古风的自由形式，开篇便以 “角声促，吴山足。鼓声哀，西湖曲”的短句营造出紧张悲凉的战事氛围，三言句式的急促节奏与鼓角之声相呼应，仿佛将读者带入战火纷飞的杭州城。“鼓角动天地，湖山亦遭辱”一句，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湖山以情感，吴山、西湖本是自然胜景，却因战事而蒙羞，既写出了战火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摧残，更抒发了诗人对时局的强烈愤慨。“旌旗不飞扬，落日亭台黄”以视觉意象勾勒出战后的萧条，低垂的旌旗象征着清廷的衰败，落日余晖中的昏黄亭台则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劫难，景语皆情语，字里行间满是悲凉。 　　“昔日销金锅，今日瓦砾场”是全诗最具张力的对比，短短十字浓缩了杭州的沧桑巨变。南宋以来，西湖地区歌舞升平，游人如织，耗费金钱无数，被誉为“销金锅”，这一称号既体现了杭州的繁华富庶，也暗含着对奢靡之风的隐忧；而如今，昔日的繁华烟消云散，只剩下遍地瓦砾，强烈的今昔对比不仅展现了战事对城市的摧毁，更饱含着对民生涂炭的深切同情。结尾“苏公堤上唤春鸟，城西日日泣枯草”以景结情，苏公堤上的春鸟本是生机与希望的象征，却在硝烟弥漫后空自啼鸣，城西的枯草仿佛在为逝去的生命与破碎的山河悲泣，“唤”与“泣”的对仗，以动衬静，更凸显出战后的死寂与凄凉，将对亲人的哀思与对故土的痛惜融入自然景物之中，余韵悠长。 　　沈家本早年的这两首诗作，深刻展现了他作为传统士人的精神底色。在乱世之中，他既未因个人命运的坎坷而消沉，也未因时局的危难而退缩，而是以诗为载体，抒发对家国的赤诚、对民生的关切以及对理想的坚守。这种家国情怀，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植根于个人经历与历史语境的真挚情感。 　　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两首诗作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白描手法勾勒战乱场景，用典自然贴切，对比鲜明强烈，情感沉郁悲壮。《走笔》以五言律诗的格律形式，对仗工整，语言凝练，将个人命运置于时代洪流之中，展现出晚清士人共同的精神困境；《悲武林》则以杂言古风的自由形式，随情转韵，句式灵活，既便于抒发浓烈的情感，又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与感染力。两首诗作虽体裁不同，却都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历史厚重感与人文关怀。 　　从历史意义来看，这些诗作不仅是沈家本个人早年经历的记录，更是晚清社会的缩影。它们见证了战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了传统士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坚守。而沈家本在诗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也为他日后投身清末修律事业埋下了伏笔。正是这份对家国的赤诚，让他在晚年能够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借鉴西方经验，力图通过法制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 　　剑胆藏于怀，诗心映家国。沈家本早年的诗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位传统士人在乱世中的精神坚守与情感轨迹。在山河破碎、命运多舛的岁月里，他以笔为剑，抒发家国之思；以诗明志，坚守理想信念。这些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内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法学家的人文底色与精神根源。时至今日，重读这些沉郁苍凉的诗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历史重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始终紧密相连。而国人对家国的赤诚与担当，永远是支撑民族前行的精神力量。

走笔

　　身世蓬飘梗 光阴斧烂柯 　　百年忙里促 万感泪中多 　　酒好不能饮 诗成空自歌 　　囊余一长剑 倚柱几摩挲

悲武林

　　角声促 吴山足 　　鼓声哀 西湖曲 　　鼓角动天地 湖山亦遭辱 　　旌旗不飞扬 落日亭台黄 　　昔日销金锅 今日瓦砾场 　　苏公堤上唤春鸟 　　城西日日泣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