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青年个人成长与国家蓝图深度融合的新起点。历史文脉在当代创新中焕发生机，科技前沿与个人理想相互映照，智能制造等变革浪潮正重新定义未来……时代的机遇，已然握在我们手中。从职业赛道上的持续精进，到日常生活里的踏实担当，每一个年轻人看似微小的行动，终将汇聚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力量。

站在新旧一年交替的节点上，展望2026年，我发现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仍是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作为身处职业发展早期阶段的“青椒”，相比元旦佳节，几乎处于同一时间节点的“考核季”，反而更牵动我们的注意力。每到辞旧迎新之际，高校里的节奏都会不自觉地绷紧一些。教学课时、项目进度、论文篇数、教改成果……对不少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这些考核不仅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更直接牵连着接下来几年的去向与选择。有时，评价体系带来的压力，甚至会盖过教学与科研本身的压力。

一套相对明确、可预期的规则，能够帮助组织建立基本秩序，也为个人发展提供方向感。在高校这样一个高度依赖专业能力和学术积累的环境中，通过评价机制识别和支持具备潜力的人才，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本应是人才评价机制希望实现的目标。正因如此，评价本身并非问题的根源，问题更多出现在其具体运行方式之中。

进入高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往往已经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研究方向和能力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并不一定是“全面”的。在现行的评价机制下，他们并不是完成自己擅长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即可，还要在工作经验、社会资源都有限的职业生涯早期，同时在高水平论文发表、国家级项目申请、院系行政工作、公共知识传播等多个战场上全线作战。对经验和资源仍在积累阶段的青年教师而言，只要某一项指标明显偏弱，就可能在评价中被迅速放大，甚至成为难以跨越的门槛。在这样的环境中，评价体系所塑造的行为导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评价机制的内在症结，逐渐成为两方面问题的导火索。于个人而言，它带来了持续而显著的精神压力。长期处在考核节奏之中，青年教师很容易陷入紧张、焦虑的状态，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也随之被不断挤压。近年来，有关高校青年教师身心健康状况堪忧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每每读到，都会让人感到惋惜与不安；于学术层面，这种机制也催生了一系列功利主义的短期行为。为了尽快凑齐科研成果，一些研究开始盲目追逐热点、忽略学术本位，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当学术探索不再主要指向问题本身，而更多服务于一套相对固定的量化指标时，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那种沉静心态，难免受到侵蚀。

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并非高校所独有。放眼更广泛的现实，不少行业中的青年人才，在职业发展早期也都面临着类似的困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十五五”时期人才培养和评价改革的相关部署逐步清晰起来，明确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进一步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和人才评价改革，在制度、项目和人才个体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我认为，改革推进的方向仍应着力于让评价体系回归“激励”这一初衷，避免在运行过程中对人才形成过强的功利性牵引。具体到评价标准，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尤为重要。一方面，需要纠正将“顶刊论文”等少数指标简单绝对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考核范围被不断拉长、叠加，最终让青年人才疲于奔命。评价真正关注标志性成果所体现出的实际社会贡献与创新价值，而非数量层面的简单堆积。在评价过程上，同样有必要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青年人才的成长具有客观规律，重大成果的产出需要时间积淀，社会资源的积累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这样的现实，应给予青年人才相应的资源支持与一定的容错空间，通过设定更切合实际、具有弹性的阶段性目标，帮助他们逐步完成从初入行业的新手到成熟人才的过渡。至于评价理念，本就不应追求整齐划一。长满整齐“黄茅白苇”的，往往是贫瘠的盐碱地；而在真正肥沃的土壤上，各类作物更可能各展其长。评价的目的，并不是将人才削长就短，而是扬长避短，使其在最适合的领域发挥独特优势。探索建立更加分类、多元的评价体系，允许“偏才”在其专精领域脱颖而出，才能逐步化解被动的功利导向，使青年人才在更符合自身特点的路径中释放创造力。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当前，国家层面的政策关注是良好的开端，而下一步工作的关键，在于将一系列改革思路落实，结合各行业的具体现实，有的放矢、因利乘便地完善以激励人才为原则、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只有当评价体系成为一股托举力量，我们才能在相对从容的环境中积累、沉淀，并在新的一年里自我提升、自我充实，实现更好的事业发展。

撰文/梁博宇（高校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