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中，我国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此后“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基本稳定”到“合理比重”，这一表述的深化不仅反映了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判断，更体现了对未来产业安全、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性考量。

一、“合理比重”的理论内涵：超越数字的多元动态均衡

“制造业合理比重”并非一个僵化单一的数值目标，而是一个融合了发展规律、结构优化、安全保障与国际竞争力等多重维度的综合性、动态性概念。其理论内涵至少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它遵循并尊重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等经典理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与产值结构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梯次转移。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比重通常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因此，“合理”的第一要义是与我国当前所处的新型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相适应，使比重变化平缓、有序，避免过早、过快下滑，防止出现部分发达国家曾经历的“产业空心化”陷阱。

其次，它强调结构的优化而非单纯规模的维持。比重合理与否，关键看其内部构成。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的今天，比重背后体现的是产业的质态与掌控力。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之所以能长期将制造业比重维持在20%以上，核心在于其占据了高端装备、精密仪器、关键材料等价值链的战略制高点。因此，中国的“合理比重”，必须是先进制造业比重显著提升、传统产业成功转型升级的比重，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性显著增强的比重。

最后，它体现为国家经济主权与安全保障的基石。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和产业安全的承重墙。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失去强大制造能力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会失速，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乃至战略自主性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当前，大国竞争日益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合理比重”意味着必须保有覆盖关键领域、具备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的制造业体系，这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压舱石”。

二、比重变迁中的全球经验与警示

综观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制造业比重变化上的不同路径，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启示。

一方面，过度“去工业化”带来长期结构性风险。上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在金融资本推动下，将大量制造业转移海外，导致本国制造业比重急剧下降。例如，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约24%降至2023年的不足11%；英国从1990年的16.5%降至2024年的8.0%。这种变化虽在短期内带来服务业繁荣和资本回报，长期却导致中产阶级萎缩、地区发展失衡、创新能力基础削弱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的供应链危机，更暴露出其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这也直接推动了以“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其背后是对制造业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重新认识。

另一方面，成功经济体均注重维护制造业核心优势。德国始终坚持发展高端制造业，其比重长期稳定在22%左右，强大的“隐形冠军”企业群奠定了其全球竞争力。日本在经历产业外迁后，仍将核心制造技术和高端生产环节保留在国内，比重维持在20%以上。即使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新加坡，也通过精密工程、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保持了约20%的工业比重。这些经验表明，保持一个与本国发展阶段和规模相适应的、高质量的制造业比重，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维系的关键。

反观中国，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了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24.9%，自2010年起制造业规模连续位居世界第一。这一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为我国经济韧性和综合国力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近年来比重缓慢下降的趋势已然显现，背后是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传统比较优势变迁等多重挑战。更为关键的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依然突出，基础能力、创新能力、高端供给能力仍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强调“保持合理比重”，绝非简单的数量维持，而是要推动一场深刻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三、在多重平衡中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实现并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多重关系与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实施精准有效的战略举措。

一是平衡“传统”与“新兴”，优化产业结构。既要防止传统产业“未强先退”，也要避免新兴产业“孤军深入”。要深刻认识到，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稳定就业、贡献税收的“压舱石”。

多地经验表明，钢铁、石化、汽车等传统产业一旦过快下滑，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整体经济缺口，容易导致增长失速与转型阵痛。因此，应分类施策：对仍有市场竞争力、与城市功能相适应的传统产业（如食品、服装等民生制造业），应支持其通过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提升附加值，稳固产业链基本盘；对已丧失比较优势的环节，应有序引导梯度转移，避免“一刀切”清退。同时，集中资源培育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企业开展“进口替代”，瞄准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等“卡脖子”环节进行攻关，争取在“十五五”期间形成一批千亿级新增长点，构建“传统产业升级支撑、新兴产业引领带动”的梯次发展格局。

二是平衡“效率”与“安全”，重塑产业链布局。在全球化效率逻辑之上，必须叠加国家安全与产业自主逻辑。关键零部件断供即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停滞，凸显了核心环节自主可控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如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母机等），应依托国家战略与地方优势，集中力量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哪怕短期内成本较高。

具体路径包括：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关关键共性技术；在长三角等区域范围内布局备份产能和关键物资储备体系；对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给予用地、能耗、资金等针对性扶持。同时，对一般制造环节，仍应尊重市场规律，支持其向成本更优地区转移，但须通过“链长制”等方式保持协同与回调能力，形成“弹性化、网络化、安全化”的产业链布局。

三是平衡“政府”与“市场”，完善体制机制。保持合理比重，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引导、环境营造、制度供给方面的作用。当前制造业利润普遍偏低，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吸引要素集聚，必须通过政策引导“脱虚向实”。

政府应着力构建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系统：在财税方面，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先进制造设备投资抵税等政策适用面；在金融方面，设立制造业中长期专项贷款，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在要素保障方面，推广“工业上楼”模式，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探索产业用地弹性年期和混合利用；在营商环境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清理不必要的审批和准入限制，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在于，政策不应“指定赢家”，而应致力于普惠性、功能性扶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四是平衡“集聚”与“协同”，优化空间配置。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这为制造业全国优化布局提供了战略纵深。一些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过度“腾笼换鸟”可能导致产业碎片化与本地配套能力削弱。

应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不同区域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应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聚焦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与研发设计；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应依托资源、市场与空间优势，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特色优势制造业。关键是要健全区域协同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衔接，支持建立“研发在东部、转化在中西部，总装在龙头、配套在周边”的产业合作模式。同时，避免省内、市内简单化的产业归集与同质竞争，鼓励园区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形成功能互补、梯度联动的制造业空间格局。

五是平衡“制造”与“服务”，促进融合发展。现代产业竞争的焦点已从单一产品转向“产品+服务+生态”的体系竞争。调研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既是分工深化的表现，也是提升附加值、巩固产业控制力的关键。

为此，应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鼓励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拓展远程运维、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业态；支持制造业企业剥离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数据服务等业务，成立独立生产性服务企业，既做强主业，又培育新增长点；政府应完善统计与评价体系，探索设立“工业及生产性服务综合贡献”等指标，更全面反映制造业的实际带动效应；在重点产业集群区域，配套发展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业，打造“制造+服务”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圈，让服务增值成为稳定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力量。

总而言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它要求我们以全局视野和历史耐心，超越简单的比例数字之争，着眼于构建一个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安全可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中把握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作者黄伟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本文也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2BJL026）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