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宏洲（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小说编辑室副编审）

　　在我们的印象中，用星座来分析命运和性格，是最近几十年从西方引进的新事物。但是，在阅读苏轼《东坡志林》时，惊奇地发现，唐宋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讲究星座了。

　　苏轼在《东坡志林·退之平生多得谤誉》条中是这样说的：“退之诗（《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即今摩羯）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苏轼明确从他和韩愈同属摩羯座（一为“身宫”摩羯，一为“命宫”摩羯，皆为古代命理学术语）的角度解释他们的坎坷命运；二是苏轼从同属摩羯座的前辈韩愈那里获得了命运的认同。从韩愈的诗和苏轼的议论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民间已经流传着摩羯座命运坎坷的说法。

　　苏轼的出生时间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即公历1037年1月8日6点至8点间，韩愈的出生时间虽无明确记载，但据苏轼推测，也属于摩羯座。据学者研究，十二星座最初产生于古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传入古希腊，然后传入印度。中国唐宋时期的星座知识是从印度经过佛经翻译传入的。在唐代已有一定的影响力，韩愈、李贺、杜牧等都在诗文中提到过。

　　《东坡志林》撰写于苏轼晚年，韩愈和他自身的坎坷经历，使他得出摩羯座命运坎坷的看法。

　　韩愈三岁而孤，由兄长韩会抚养。不料十二岁时，兄长韩会病逝，由寡嫂郑氏带回河阳（今河南孟州）抚养。韩愈虽然文才出众，但是科举并不顺利，他曾“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最后只能从幕府谋取一份差事。

　　干了五年幕府工作，韩愈好不容易调入中央任礼部管辖的国子监四门博士，半年后升任监察御史。时值关中大旱，饿殍遍野，韩愈向德宗皇帝上《论天旱人饥状》，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减免徭役。结果触怒了当政者，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

　　韩愈后因协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但是又逢宪宗皇帝兴师动众地从凤翔（今宝鸡市）法门寺迎接佛骨舍利子到宫内供奉，韩愈感到，这样会产生上行下效的恶劣影响，于是他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崇佛活动有害无益。韩愈在文中列举了佛教传入前上古帝王黄帝、少昊、颛顼、尧、舜、汤等多享高寿，而汉明帝崇佛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触了宪宗皇帝的逆鳞，被贬潮州刺史。

　　苏轼的科举之路虽比韩愈顺畅，但他一生的坎坷并不比韩愈少。先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在诗文中予以议论嘲讽，结果以诽谤朝政罪在湖州任上被捕，关入御史台监狱，度过一百多个日夜，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哲宗元祐更化期间，苏轼虽然获得重用，但因与宰相司马光论役法不合，遭旧党排挤，他自请外放到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职。哲宗皇帝亲政后，重新起用新党，新党对旧党展开报复，苏轼先被贬至广东惠州，又被贬至海南儋州。

　　苏轼晚年总结其平生事业，曾反讽地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一生的很长时间都在贬谪之地度过，精力大多用于如何面对贬谪的困境上。

　　今天我们知道，星座与人的命运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经过诸多磨难的苏轼，在文坛前辈韩愈那里获得了命运的认同。而韩愈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无疑给困境中的苏轼以精神上的慰藉。

　　由于苏轼的影响力，摩羯座命运坎坷的说法传播更广。真德秀、周必大、文天祥、袁枚、曾国藩等都在诗文中讨论过。如周必大曾说：“亦知磨蝎直身宫，懒访星官与历翁。岂有虚名望苏子，谩令簸恶似韩公。”（《青衣道人罗尚简论予命宜退不宜进甚契鄙心连日求诗为赋》）文天祥说：“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谤誉由其口。”（《赠余月心五首》其二）曾国藩也说：“诸君运命颇磨蝎，可怜颠顿愁眉腮。年年力战略城邑，不分上国土一抔。”（《荇农既和余诗而三子者皆见录于有司乃复次韵》）显然，古代文人已经将摩羯座与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传统连接起来，让摩羯座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符号。

　　当然，笔者这篇小文不是要论证“摩羯座命运是否坎坷”这一命题，而是要反思维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两个重要传统——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

　　韩愈和苏轼为什么遭受那么多磨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用手中之笔进行美刺褒贬。面对社会问题，世人向来有两种态度，或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有的甚至粉饰太平；或者直面问题，不平则鸣，为民请命。优秀的文人大多选择了后者。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说，“不平则鸣”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传统，从上古时期的咎陶、禹、夔、伊尹、周公，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屈原、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再到汉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等等。虽然他们有的以“道”鸣，有的以“术”鸣，有的以“诗”鸣，但是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为什么要鸣呢？就是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不吐不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如苏轼《思堂记》所说：“遇事则发，不暇思也……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们的不平则鸣，必然刺痛某些人的神经末梢，引起那些人的嫌忌报复，就会给自己带来坎坷的遭遇。皇甫湜在《韩文公墓志铭》说韩愈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上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不随”即不苟随，坚持原则。《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都揭示了韩愈的这一精神。

　　韩愈是这样，苏轼也是如此。面对王安石变法中他认为不妥之处，苏轼没有附和，而是提出了异议，结果导致乌台诗案；司马光上台后，他没有一味顺承司马光推翻新法的行为，而是对废止效果明显的免役法持保留意见，结果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即使如此，苏轼也没有因计较利害关系而缄默不语。苏轼对此是有自觉的，其《与杨元素书》说：“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随，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则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表明了他坚持己见的独立人格。

　　“古来圣贤皆寂寞”，敢于“不平则鸣”的古代文人，生前大都不怎么幸运，但是他们在身后往往能赢得世人的敬重。原因何在？欧阳修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反思，他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也就是说，虽然诗歌创作未必会给诗人带来穷困，但是只有经历过穷困的磨炼，诗人才能对事物有深入的体验，其所抒发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坎坷的命运赋予了作家的作品以情感的深度，因而为人们所喜爱。不仅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此，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曹植和曹丕的才华在伯仲之间，但是“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苏轼同样如此，如果他没有遭遇坎坷命运，其影响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大。

　　穷困的处境对于每个诗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伟大的诗人不会因穷困而屈服。他们宁可屈身而不屈道，“固穷”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重要传统。韩愈的《送穷文》虽然要送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但是最终无能为力，因为他深知正是这“五穷”会为其树立百世不磨之名。

　　韩愈和苏轼虽然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但是面对挫折，他们没有屈服，而是将苦难转化为超越的智慧，凝聚为不朽的篇章，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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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2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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