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彭波】

2026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中国发展的新画卷即将徐徐展开。站在新的起点，回顾过往一年的挑战和成就，我们可以比较自信的说，困难的时候似乎正在慢慢过去。

本文将在总结2025年的基本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从十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我会得出这个结论，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判断和展望。

1. 2025：冰川正在慢慢融化

2026年将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清醒理解当前的经济发展局势至关重要。当前的发展形势，客观来论，是喜七忧三。成绩很大，问题也有。前景广阔，但也埋着雷。

总结起来，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严峻挑战；内需疲软、外部环境严峻、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承压、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二是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对手和敌人，全力阻遏中国的发展；三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深度的调整；四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冲突加剧。很多人担心经济大危机和世界大战的危险逼近；五是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危机。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一般经济问题，关乎民族存续与国家长远安全。

经济学家辜朝明指出，“中国容易的增长故事已经结束。”虽然很多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但这个结论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我们可以承认并总结：在成绩突出的同时，中国当前的确面临着严峻挑战，其复杂性与系统性远超表面所见。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困难的时候正在慢慢过去。

当前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这些危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风险挑战的认知日益清晰、深刻。并已经着手采取措施进行扭转。与几年前相比，被动应对的局面已开始扭转，主动布局的态势正在形成。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重要优点是：正视问题，认清问题，然后根据条件相机解决问题。既然认识到了前路有危险，就可以着手系统地、有次第地、慢慢地解决。冰川正在慢慢融化。危险和困难仍然存在，但生机正在不断地、更加有力地萌发。

前路有风险，但生机正在不断地、更加有力地萌发

2. 中国发展从来没有过容易的道路

虽然，辜朝明“中国容易的增长故事已经结束”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但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发展当中从未存在“容易的道路”，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严峻挑战，步步惊心，坎坎难越。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长期战乱留下的是一个工业仅占GDP的10%、粮食短缺、技术空白、资金匮乏的烂摊子。国际上，中国一度被美苏两大阵营同时封锁，只能在孤立无援中艰难启动工业化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体制转型举步维艰。市场机制缺位，价格双轨制滋生腐败，乡镇企业面临政策歧视，外汇极度短缺制约技术引进。80年代“价格闯关”失败引发抢购风潮；90年代初恶性通胀高企，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农民和农村“真苦、真穷、真危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陷入长达五年的通缩，县乡财政濒临破产，社会治安恶化，干群关系紧张。

进入21世纪，虽加入WTO并迎来高速增长，但代价同样沉重：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产业被困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社会矛盾加剧，境外势力煽动“颜色革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外向型经济。四万亿刺激稳住增长，却埋下资产泡沫、产能过剩与地方债务隐患。

新时代以来，挑战再度升级：人口红利消退，老龄化加速；中美博弈加剧，科技“卡脖子”凸显；房地产与地方债务风险积聚，经济转型阵痛加深。

纵观建国以来七十余年，中国发展“步步是坑，处处是险”。他国在发展当中遇到的典型问题，中国几乎全部遭遇。但中国的幸运在于：国家有战略定力，人民有坚韧精神，体制有独特优势。所以才能一次次跌入低谷，又一次次站起来前行。中国的发展是一部在危机中突围、于逆境中重生的历史；最终在突破困境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类从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其实真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回顾当时就会意识到：跟曾经遭遇过的困难相比，现在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

3.中国有能力抵御美国的破坏和遏制

辜朝明认为中国发展得益于美国提供的机会，甚至把美国的帮助视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和必要条件。这一观点严重偏离历史真相：美国从未真正帮助中国发展，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始终是遏制、破坏与控制。而中国正是在抵御及不断突破美国各种封锁破坏的过程当中实现发展的。

建国初期，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拒不承认新中国政权，在外交上孤立中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企图扼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军事上，美国构建亚太同盟体系（美日、美韩），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越南等地频繁挑衅。1950年悍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打断国家统一进程。

即便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仍以利用与防范并重，长期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保持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美国一直抱怨中国对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真实情况是中国想买的东西美国不卖，而只想卖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历史反复证明，西方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博弈，而非友谊。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直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二战期间英苏结盟对抗纳粹，德国战败后丘吉尔立即发表“铁幕演说”，将苏联视为头号敌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一针见血：“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美国对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真正的善意，唯有算计与操控。

即便是中美关系缓和、共同对抗苏联的时期，美国也从未停止对中国“挖墙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在芯片、汽车、大飞机等关键产业启动研发。但在美国欺骗下，这些项目相继下马，导致中国错失技术积累的黄金窗口期。这正是美国“以合作之名行控制破坏之实”的典型手法。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遏制手段全面升级。经济上发动贸易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科技上围剿华为、中兴等企业，实施“实体清单”制裁，切断芯片供应链；地缘上强化“印太战略”，拉拢盟友在南海、台海制造紧张，纵容“台独”势力，严重威胁中国主权与安全。

美国对中国最根本的隐形打击，是从一个极其深远且隐蔽的维度。近代中国人口增长远远滞后于世界，仅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稳定增长。然而，改革开放后，美国通过文化渗透、消费主义等软实力宣传，加上政治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消解，助推了中国生育率过度下滑，加剧了少子化、老龄化危机，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长远竞争力。

综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放下香饵，钓取金鳌”。中国虽曾部分“上钩”，但因体量巨大、意志坚定、领导有方、措施得力，最终挣脱束缚、突出陷阱。认清这一本质，才能摆脱幻想，坚定走自主发展之路。美国过去没有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在未来就更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4. 经济增长模式重构

当前，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相对严峻的挑战。巨大的困难面前，中国政府并未简单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采取强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短期刺激，而是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路径选择，植根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民情。

4.1 面对经济困难，主流经济理论行不通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围绕应对之策的讨论持续升温。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效仿美国“大水漫灌”式刺激，或援引辜朝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中国已陷入该困境，呼吁加大财政救市力度。

然而，这套刺激逻辑在中国并不可行，且在西方自身也不到出路。

其一，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无论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补贴，初期或可缓解压力，但长期必然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福利依赖加重。凯恩斯自己就深刻意识到他的政策是短期性的，只能够解决短期性的问题。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低增长陷阱，正是过度依赖短期刺激的后果。

20世纪60年代西方“滞胀”危机已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局限，80年代所谓“供给学派复兴”，实则得益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与苏东剧变带来的市场扩张，而非全是理论及其实践本身的成功。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增长乏力、债务高企，已难以为继。

其二，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很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国加大力度刺激经济，大力发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看到美国近些年来大力发钱，经济增长情况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但是美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把发钱的负面后果向其他国家进行转嫁。

事实上发钱刺激消费在西方国家是普遍状况，比如说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比美国还要高得多，中央政府负债率就达到GDP的260%以上。但是除了美国之外，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经济情况比较良好的。其实美国的情况也谈不上有多好。美国现在负债率极高，不但还不起债，甚至连利息都快还不起了。即使如此，美国所谓的比较良好的经济和就业情况在相当大的情况下也是经济“虚胖”的结果。

其三，加剧贫富分化与社会失衡。刺激资金往往流向资本与房地产领域，导致资产泡沫与财富集中，普通民众获益有限。历史经验表明，2008年“4万亿”虽稳住增长，却推高房价，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债务负担；2015年“涨价去库存”虽化解房企风险，却透支居民购买力，加重家庭负债。总体上，世界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此类政策短期见效，但是长期代价巨大。

更关键的是，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已难担“刺激”重任。住建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40平方米，住房总体不再短缺。同时，中国出生率自2016年起连续七年下滑，人口自2022年起进入负增长，需求结构发生根本转变。在此背景下，继续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

今天，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过去依靠投资驱动、资源消耗和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走老路，实行刺激政策，增发货币、增加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也许增长目标会实现，但可能会加剧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进而加剧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过度依赖短期刺激，只会延缓结构调整，积累系统性风险，最终陷入“越刺激越乏力”的恶性循环。

可以总结：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刺激政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市场经济下，运用不当，同样也会付出显著的代价。

4.2 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破局之道

面对传统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中国必须探索一条根本性、可持续更加有效的发展新路。这一出路，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产业升级为方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其关键在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只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才可能支撑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史上英国是如何超过中国的？在人类历史上，英国长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超越中国的关键在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前，人类长期困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抵消产出增量，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而英国通过蒸汽机、纺织机等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指数级跃升，不仅突破陷阱，更借此构建全球产业链，成就日不落帝国，超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强国。

正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战略命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新质生产力”。它不是对传统产能的简单扩张，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融合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它强调原创性技术突破、高端要素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旨在打破传统增长路径的“边际递减”困局，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上图简单对比说明传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新质生产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区别。

蓝线说明的是传统经济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刺激政策的效果。传统的经济主流框架内的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效果会越来越差，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成长。社会负面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红线简单的说明新质生产力推动的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实践效果，着眼于生产力水平的长远成长。尽管这一转型过程可能伴随短期阵痛，见效不如刺激政策立竿见影，但它着眼于长远竞争力的构建，致力于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唯有如此，才能跳出“刺激—失衡—再刺激”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的正确选择，更是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更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天然契合共同富裕目标。其发展依赖高素质劳动力、创新型企业与包容性制度，既能通过产业升级创造高附加值就业，又能通过技术外溢缩小区域差距。这与刺激政策加剧贫富分化的弊端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英国靠工业革命突围，美国借信息技术革命领跑，中国要突破当前困局，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这不是对短期压力的妥协，而是立足百年变局的主动选择。唯有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增长动能，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优势，方能在新征程上行稳致远，为民族复兴筑牢经济根基。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5. 中国科研正在实现重大突破

科技进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动力。近年来，中国科技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产业转化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要求“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旨在强化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引领作用，更聚焦于未来产业发展。说明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十四五”以来，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加大。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增长超70%。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2024年高被引科学家达1405人次，占全球五分之一，创新人才优势持续巩固。

基础研究进入全球“第一方阵”。据《自然》杂志2024年自然指数，中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物理、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优势不断扩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显示，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六年全球第一，2024年突破7万件。在数字通信、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等领域，专利质量与数量均居世界前列。2025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升至第10位，是十年来进步最快的经济体，成为唯一进入前15的中等收入国家。

在尖端科技领域，中国实现多项“从0到1”的原创突破。航天迈入应用时代：中国空间站完成多次乘组轮换和百余项科学实验，成为全球唯一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为2030年前载人登月奠定基础。重大工程成果丰硕：CR450动车组以400公里运营时速刷新世界纪录，C919大飞机订单超千架并投入商业运营，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正式商运。

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生态蓬勃发展。截至2025年，中国发布百亿参数以上大模型超200个，形成“DS”“文心”“通义”“智谱”等多元生态。AI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新药研发与智能制造。生命科学取得里程碑进展：国产首款CRISPR基因编辑疗法获批上市，标志着中国在生物医药前沿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科技创新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显著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100万辆，全球市场份额超65%。宁德时代“神行超充电池”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的商业化突破。光伏技术持续领跑，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实验室效率达34.6%，刷新世界纪录；20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成功下线。5G基站超400万个，用户普及率超70%，5G-Advanced进入规模试点，6G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等领域形成核心专利集群。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570多家中国工业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占比近四分之一。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世界第一。2024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6.8万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

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关键技术追踪报告》，2003-2007年美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领先60项，中国仅3项；到2019-2023年，中国在57项中领先，美国仅7项。依托庞大的人才储备、组织优势与持续投入，中国科技创新正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组织能力和教育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中国的科技研发新增突破之后，未来优势有望持续扩大。

6. 中美经贸博弈中，中国逐渐取得优势

中美经贸博弈是一场深刻、长期的大国战略竞争，本质上是国运之争。它不仅深刻影响两国的发展轨迹，更在根本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着世界的未来。

2018年贸易战初启之际，国内舆论普遍紧张，不少人认为中国在科技、金融、规则制定等关键领域全面处于劣势，难有胜算。甚至有观点鼓吹“尽早投降”，投降越快越好，动作越标准越好。然而，经过八个年头的博弈与较量，现实发展远超预期。尽管美国在高端科技、美元霸权和全球规则体系中仍具优势，但中国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持续的制度创新，正逐步扭转被动局面，在多个维度积累并展现出结构性优势，博弈态势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破局”。

中国的首要优势在于其超大规模、完整高效的全产业链体系。经过数十年工业化积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生态。这一“世界工厂”的韧性在全球供应链动荡中愈发凸显。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成本，最终转嫁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通胀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2013年至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93.1%，凸显扩大内需战略的深远意义。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7895亿元，按年计算增长3.5%‌。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坚实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

其次，中国在贸易伙伴多元化方面取得显著突破。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国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与RCEP成员国合作，并持续拓展与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经贸联系，有效降低了对美国市场的传统依赖。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分明的国际贸易网络。这一日益扩大的“朋友圈”，使中国在面对外部封锁与压力时，拥有更为充足的替代渠道与回旋空间。

第三，科技自主创新成为关键支撑。美国的科技封锁与“卡脖子”打压，虽在短期内对中国企业造成困扰，但从长期看，反而激发了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的创新动能。更关键的是，中国对稀土、镓、锗、超硬材料等关键战略资源实施出口管制，精准反制美国军工、航空航天和新能源产业链，形成有效的技术反制。

最后，中美博弈的国际叙事和道义形象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近年来频繁采取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措施，已引发众多国家对其破坏全球经济规则、扰乱正常经贸秩序的担忧。相比之下，中国始终倡导多边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强调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赢得了更多理解与支持。这种国际形象与话语权的转变，成为中美博弈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软实力维度。

2025年特朗普2.0执政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战呈现全面激进化态势，但在中国精准有力的反制下遭遇到系统性挫败。2月以来，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等名义，在短时间内将华关税税率推高至125%的极高水平，并取消800美元以下商品的小额豁免政策，对中国船舶征收特别港务费，打击中国企业，试图通过“对等关税”重构全球化规则。然而，中国迅速实施对等反制，精准打击美国高科技产业链，迫使美国不得不退回起点。

2025年10月30日，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达成了贸易战的暂时和解。这让中美两国人民，企业家乃至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过去短短几年间，中美博弈从最初的关税战逐步延伸至科技竞争、产业链重构与规则制定等多个层面。美国试图通过“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策略遏制中国发展。但中国凭借其产业链韧性、市场潜力、多元化的对外经贸联系以及在科技上的奋起直追，正逐渐在中美经贸博弈中构筑起自己的优势。

中美世纪博弈远未结束，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与战略韧性，但中国具备了更强能力来抵御外部压力、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并在持续变化的全球格局中赢得应有的地位与话语权。

7. “大阅兵”显示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远离

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尚武传统。从大航海时代的血帆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西方世界通过战争与掠夺完成原始积累的逻辑从未改变。作为这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强国美国，在240余年建国史中，220年处于战争状态——不是在战场，便是在准备战争的路上。对利益的贪婪追逐与对实力的绝对迷信，构成了其战争行为的底层逻辑：若无利可图，便蛰伏待机；若有胜算，便悍然出击。如果他还没有发动战争，那肯定不是因为出于仁慈和善良，而是因为：第一，他们觉得可能利益还不够大；第二，他们觉得可能实力还不够强。

当下中美博弈的天平，正悄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军事领域尤为明显：中国军舰数量已超越美国，且新列装舰艇技术代际领先；隐身战机、先进预警机等构成体系化优势。今年印巴“5.7”空战中，巴基斯坦凭借中国装备，以较小的代价，击落多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法国“阵风”——这一战果震惊世界，更直观印证了中国武器装备的实战效能与技术先进性。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是中国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场阅兵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与先烈的告慰，更以强大的国防实力和鲜明的和平理念，向世界传递出“战争危险正逐渐远离中国”的清晰信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路径并非简单复制美国模式，而是针对性打造“非对称优势”：东风-5C洲际导弹射程覆盖全球，可突破现有反导系统，东风-21D、东风-26被称为“航母杀手”，让美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不再“高枕无忧”，歼-20隐身战机、山东舰航母等装备的列装，标志着中国已具备区域拒止与远洋护卫的双重能力。

阅兵并非炫耀武力，而是通过实力展示，防止外部误判，降低战争风险。美国首次感受到技术优势被逆转的压力。军事平衡的动摇，比经济竞争更触动其安全神经，因其霸权根基正是绝对军事优势。正如古语所言：“善阵者不战”。9·3阅兵正是“以武止戈”战略的生动体现。

近日，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在播客节目中发表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言论：他承认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机集群、神经链接等军事技术领域已取得“令人惊叹”的突破，甚至坦言“难以预测中美交战结果”，充分说明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面对中国，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

美国好战，但也畏战，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们会避战。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一方面无利可得，一方面风险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机器会越来越谨慎小心。

世界确实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9.3大阅兵所体现的实力展示，进一步减少了大战的危险。中国凭借自己的实力，为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和平保障。

8. 房地产市场基本实现了软着陆

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困境是大家所关注的，也是影响深远的，它的确存在着“危”，但更多的是“机”。危机是事物的两面，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8.1 房地产调整没有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

过去20年，房地产依托城镇化（2000-2023年城镇化率提升22个百分点至66%）、人口红利和金融加杠杆（居民杠杆率从18%升至63%）实现扩张。房价在核心城市上涨数十倍，市场长期由“房价只涨不跌”的投机预期驱动。

然而，过去几年，房地产供需格局已发生根本转变。当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超40平方米，户均住房达1.0-1.1套，接近饱和；2023年人口减少208万，生育率低迷，需求总量见顶，危机不断累积。房地产的高速畸形发展，正在掏空自己的根基。

在此背景下，国家实施“房住不炒”和“三条红线”政策，主动挤泡沫。2024年度全国新房销售面积是9.7亿多平米，相比历史最高峰已经跌了43%。冲击不可谓不大。但同期经济仍保持稳健增长。与其他国家房地产调整普遍带来深度经济危机相比，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动能表现相当强劲。

调整虽带来阵痛，但相比美国次贷危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国大致实现了软着陆。不但避免了房地产继续膨胀之后突然崩塌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且挤出泡沫后的5%高质量增长，远优于泡沫支撑下的8%虚高增长。

8.2 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

当前，房地产正经历三大结构性转变：

一是市场逻辑重塑。“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被打破，投资投机退潮，市场进入买方主导时代。城市分化加剧：核心城市资产仍具韧性，部分三四线城市面临去库存压力。开发商“拿地-建房-销售”的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正转向持有运营、城市更新、租赁服务等可持续路径。

二是发展定位升级。房地产正从经济增长“主引擎”转变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民生保障、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链带动上。单一的市场化发展路线将转化为“市场+保障”两条腿走路。

三是政策范式转型。调控目标从“抑泡沫”转向“防风险、建新制”。“保交楼、稳民生”成为首要任务，金融支持保障项目交付，修复市场信心。构建“市场+保障”双轨制，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展望未来，房地产不会“消失”，但必须“重生”。预计到2030年，新建商品房年销售面积将从峰值17亿平方米降至7亿至8亿平方米，进入“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以改善和更新为主，但是市场同样非常巨大。对开发商而言，精细化运营、产品差异化、业务多元化是生存关键；对购房者而言，需理性决策，立足自住与财务可持续。

8.3 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信号

尽管调整深刻，但市场似乎已出现一些积极信号，部分专家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可能正在过去。

一是政策端利好密集释放形成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超200省市出台470余条优化政策，9月以来多地加码购房补贴，武汉、义乌等推出利息补贴、公积金松绑等举措，南京、苏州取消限售增强市场流动性。“政策+促销”联动下，需求端逐步激活。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将其纳入“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供需平衡框架，明确提出“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以加速去库存、稳定市场预期。同时，政策协同“白名单”制度，通过保交房融资支持稳定购房者信心，释放合理住房需求。‌

二是房价跌幅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幅度在二、三线城市明显收窄；上海等部分城市新房价格已现同比上涨（如上海11月同比上涨5.1%）。

三是上涨城市数量增加：11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由上月的6个增至8个，下跌城市减少，表明市场底部逐步夯实。

尽管开发投资和销售面积仍处负增长，但专家普遍认为，2025年是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关键之年，若政策持续落地、金融支持到位，市场有望在2026年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总结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确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其规模和深度前所未有。虽然市场尚未完全“止跌回稳”，但最剧烈的下行阶段可能已经过去，未来将进入一个以平稳过渡、化解风险、结构优化为主的新阶段，而非继续大幅下跌。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轮深度调整已“进入尾声”。经济学家连平明确表示，房地产已调整四年多，供需关系趋于均衡，房价再出现20%-30%大幅回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有人研究过全球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平均时间大约是6年，中国的这轮调整已经4年多了。与此同时，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在不断的增长，对房地产市场的托举能力也越来越强，房地产市场的底部在不断的夯实。

房地产不可能一直涨，也不可能一直跌。我们看到连日本这样的房地产连续下跌了20年的国家，现在都明显回涨。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中国的房地产没有信心呢？

总之，这轮调整是去金融化、去泡沫化的必经之路，也是行业走向成熟健康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受不了，很多企业会承受严重的损失，甚至可能会破产。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经济周期，这就是经济规律。

房地产正在转向新质发展——一边托举民生，一边为中国转向科技与实体经济主导的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房地产将从“经济发动机”转型为“社会稳定器”，在服务民生、支撑新型城镇化中发挥新作用。

9.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托举文明复兴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上升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工程。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随之部署健全人口发展支持服务体系，2024年11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阐释这一战略的深层逻辑——这是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全局转型。

面对生育率下行压力，政策工具箱正全面打开。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三孩”的渐进调整，配套支持政策持续加码。

据统计，2025年，中国已有23个省份推出生育激励政策，最高补贴31万、产假365天，用奖励、假期、住房补贴来破解年轻人“生不起”的焦虑。这些举措直击“生不起、养不好”痛点，更着眼于重建生育文化——数据显示，79.4%的年轻人仍期待婚姻，64.3%已婚夫妇计划生育，传统家庭观念的深厚土壤，为政策引导提供了空间。2025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数达515.2万对，较2024年同期增长8.5%，其中25-29岁人群仍是主力。政策松绑（如全国通办、婚假延长）和经济托底措施可能进一步推动婚育意愿回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是文明的永续传承。而文明的火种，终究系于人。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归根到底是孩子们的。当中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引擎，既守护好规模适度的“人口基本盘”，又锻造出素质过硬的“人才生力军”，便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为文明延续筑牢根基。这不是简单的人口政策调整，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对未来的清醒认知与战略抉择——以人的全面发展，托举起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口的增减都是常见的事情。无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古老的中东，大城市的人口都是减少的，都无法实现自我维持，需要周边广大的农村及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入进行补足。

而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地大物博，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这事实上为人口的补充维持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部分地区生育文化丧失、人口开始明显减少的同时，国内还有相当多的地方仍然保持着比较良好的生育文化和生育意愿，所以中国人口的下降趋势并不是非常难以得到扭转。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24年中国人口出现小幅回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52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回升。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信号。

总之来讲，随着国家支持生育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及过去一些政策的改正，对中国人口的未来，还是应该要有充分的信心。

10. 天津上合倡议：中国全球治理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美国为应对自身经济、社会与政治多重危机，正加紧重构全球战略，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同盟、重组供应链、操控国际规则等方式，重塑有利于自身的“新秩序”，在解救自身危机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发展空间。这是一场关乎发展权、话语权与未来秩序主导权的深刻较量。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若选择退让与沉默，无异于坐以待毙，将自身的发展前景与民族复兴的伟业置于险境。因此，主动作为，以积极的战略反击打破对手的围堵梦想，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然的。

传统的国际体系，是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它通过掌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核心国际机构，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与政治模式，并依托北约等军事同盟网络，维系着一种“霸权式治理”的全球秩序。其本质是服务于少数国家的利益，在极端的时候只服务于美国一个国家的利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与排他性。这一秩序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发挥过作用，但是现在已经明显过时，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甚至已经不能够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只服务美国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而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以“建设者”的姿态加入现有体系，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

2025年9月1日，中国天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筑和平发展新未来》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革，明确提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担当，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正从积极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转变。

习近平主席的天津讲话，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塑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它不仅有助于打破美国围堵中国的图谋，更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的坚定决心。这一秩序不是以对抗取代合作，而是以对话化解分歧；不是以一国优先替代共同发展，而是以命运与共引领全球进步。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携手迈向一个更加光明、公正、繁荣的人类新纪元。

中国提出的方案不但对中国自身有利，对全世界都有利，甚至对美国同样有利，因为可以把美国从当前的困境当中拉出来，对于美国来说，放弃就是得到。放弃霸权，但是能够得到未来。

11. 中国正在探索新的人类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当前所探索的道路，其意义远超于化解自身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亦非仅仅为了应对外部的贸易战压力，而是一场深刻的文明探索，旨在为困境中的中国、乃至为走入死胡同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寻找一条全新的出路,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未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追求资本无限增值，却忽视社会公平；它推崇效率至上，却常常牺牲环境与人的尊严。虽在特定阶段释放了巨大生产力，但其衍生出的贫富分化、生态危机与金融动荡，正系统性地侵蚀着全球发展的可持续根基。

面对危机，经济学者们普遍的建议就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消费。而这必然会带来国家的债务扩张，同时造成金融的膨胀，带来社会贫富的分化，同时经济脱实向虚，生产力被侵蚀，社会有机体瓦解，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逐渐堕落败坏。正如学者郑永年所言，资本不会自掘坟墓，却会为社会准备好坟墓。

面对这一全球性困局，中国的探索给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这条道路的核心，并非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回归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对冲”与超越。其精髓在于两个关键支点：一是坚持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经济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的成果，最终要由全体人民共享。

这一理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治理逻辑。西方世界遵循的是“资本→国家→市场”的次序，资本力量渗透并主导国家政策，使其为资本利益服务。而中国探索的，是“国家→资本→市场”的全新范式。两者之间的显著在于差别在于，资本可以到处流动，可以把一个地方祸害了之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国家无处可去，只能够扎根一处，深入发展，长治久安。国家对作为“流寇”的资本进行有效引导与监管，确保资本服务于国家的长远战略与人民根本福祉。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曾感叹：“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他看到了现象，却未必理解其本质。本质区别在于，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而中国是国家驾驭资本。资本是好工具，但必须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中国，国家与政府的高度统一，使其能够承担起资本所逃避的最终社会责任，确保发展的航船不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航向。

因此，中国正在探索的道路，其逻辑链条清晰而有力：以国家驾驭资本，以资本激活市场，以市场创造财富，最终以财富造福全体国民，并惠及世界。这既要求“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目前来看，这条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活力相结合的道路，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有效性。它不仅是中国突破内外困局、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更可能为那些同样在资本主义迷雾中寻求出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全新的、可供借鉴的选择。这不仅是对中国未来的回答，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与勇敢实践。

12. 最困难的时候正在慢慢过去

中国虽然还处在艰难的探索当中，但是最困难的时候正在慢慢过去。

12.1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深层风险的存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曾指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没有人经历过衰退。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太顺利了，一旦出现危机，就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但是他的判断只说对了一半。的确，曾经中国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必然会持续，所以在经济实践当中普遍的加杠杆扩大投资。但是，经历了几年的调整，中国已经清晰的认识到，永远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困难既是实际的困难，同时也是过度乐观的预期踏空的结果，存在强烈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

意识到危险是解决危险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各方面的深层次危险，并逐步着手解决。

12.2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2025年长达八天的国庆假期中，人民日报自9月30日起，连续八天刊登了署名“钟才文”的系列文章，回顾了历史成绩，归纳了成功要素，总结了当前形势，承认了面临困难，指出了确定性，宣扬了包容性，坚定了开放性。

核心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对内通过直面国内存在的疑虑和“温差”，回答中国经济“怎么看”和“怎么干”的问题。对外通过积极回应国际关切，驳斥“中国投资黄金期已过”等观点，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的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决心。

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旨在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这些文章和文件清晰地宣告：一个旧的发展时代正在落幕，一场系统性的发展模式重塑已经全面开启。其核心就是坚持一条: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更好的发展来应对应对挑战，同时为世界的未来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12.3 解决之道不是饮鸩止渴，而是着眼全局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当中的困难，不同的人期望不同的解决之道。

有些人希望中国可以以短期的刺激来解决，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饮鸩止渴。曾经在房价上涨的时候，很多人希望房价能够继续上涨，继续掏空“6个钱包”，涨价去库存。但是带来的结果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在一部分人发财的同时，另外一部分人无路可走。年轻人躺平，不再愿意奋斗了。社会越来越分裂，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结婚率开始下降，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落。数据表明，2008年和2016年两个房价暴涨的年份，也是结婚率和出生率快速下降的年份。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当国家出台三条红线，房价下降之后，很多人怀念起当初房地产高速成长进程当中经济的好时光，希望国家能够大力救市，就如2008年或者2015-2016年一样推动房价继续暴涨。带来的结果无非是继续加剧内部的矛盾，最后就是人口负增长、资金出逃、经济衰退——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房价不可能走涨到天上去，政府托市总有托不住的一天。一旦托不住最终的结果就是陷入危机。国家不可能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为少数人火中取栗。

国家希望并且在实际上可能实施的应该是上图所显示的路线：在房价下跌的时候，政府采取一些手段措施加以托举，但是不让房价再次出现很多人非常希望的暴涨，而是让房价逐渐实现软着陆。用时间换空间，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过大的冲击。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成长，进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的现代化，全球一盘棋。在新质生产力支撑的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下，实现经济活力的恢复，进而推动人口的稳定，甚至是恢复增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控制房价不涨或者是缓慢的提高。房价保持稳定的同时，住房的供应可以增加，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社会的平衡成长。最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障世界的和平。

这样一条道路才是着眼全局，兼顾长短，可以把中国带出困难，走向光明的正确道路。

12.4 中国经济未来增速有望加快

中国已连续三年将GDP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2023年、2024年均实现这一目标，2025年也有望实现。这符合党和国家所设定的目标：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与过去40年相比，这个速度并不快，但在当前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是这个发展是高质量的，而且是可以持续的，是有充分的力量可以保证实现的。202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随着内外条件的改善，基础的夯实，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快。

结论：坚冰开始消融

当前，困难依然很大，但是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看似不可逾越的天堑正在被跨越，固结已久的坚冰已经开始消融。

1930年，在革命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今天，中国一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机遇是主要的。可以这么说，现在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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