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建议》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上把握“十五五”历史方位、阶段特征和重大任务，对于接续做好下一个五年乃至更长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量变与质变、连续与阶段、渐进与飞跃的辩证统一。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五五”时期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梯，具有三个维度：它是登顶基本实现现代化首座高峰前的“最后一梯”，上承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的丰硕成果、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十六五”；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二梯”，上承“十四五”开局起步，下启“十六五”更加稳健的步伐；它是党的二十大作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之第一步战略三个组成阶梯的“中间一梯”，是十五年奋斗历程的关键性中间五年。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的过程。从量变支撑条件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为“十五五”夯实基础提供了三大支柱。一是物质基础更牢固，二是科创基础更扎实，三是安全基础更坚实。这些现实成果和条件，既是“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的底气所在，更是“全面发力”的起点支撑。从量变基本趋势看，“十五五”时期量变积累体现在目标设定和多维实践中。经济、科技、改革开放、文化、民生、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的持续积累，如同阶梯的“支撑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跃升筑牢根基。这一时期的积累已经不是简单的量的叠加，是立体式、系统性的积累提升，是制度优势、发展动能、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沉淀，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质变飞跃积累起足够的量变势能。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质变不是瞬间的突变，而是一定阶段上的飞跃。质变不在量变之外，而在量变之中。从历史实践来看，“七五”是基本解决温饱的质变期，“九五”是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质变期，“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变期。如果把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实现过程看成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整体，那么经过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积累之后，从“十五五”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量变积累寻求突破、质变得以发生的关键时期。“承前”之历史基础已然筑牢，为质变积累了坚实底气。“启后”之历史之责尤为关键，为质变锚定飞跃方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些不寻常的目标设定，意味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质变飞跃的根本成色。

在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中把握战略机遇、迎接风险挑战、彰显历史主动

正确判断形势是谋划未来、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十五五”时期的发展，不是在之前五年规划基础上的简单延续和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性推进，而是系统性变革和整体性跃升。

在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迎接风险挑战。一方面，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现实内涵和实现形式不断演化中，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形成先发优势、具备了有利条件，形成了有效的量变积累和质变支撑。另一方面，我们仍面临许多可预判和不可预判的外部风险挑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上升，大国综合性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风险和局部冲突频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加。

在巩固拓展优势中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事业的方向性和赓续性，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中彰显强大思想伟力，广大党员干部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强大的组织优势。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体现在高效的决策落实机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体现在消费和投资潜力大、空间足、成长性强，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四是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我国农业基础不断巩固，工业门类齐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未来产业有序布局，正逐步形成体系完备、配套齐全、协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五是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丰富的人才资源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在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中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准确识变是基础，重点在于科学预见。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主动应变是关键，核心在于精准施策。这要求我们面对变化和挑战，不能被动应付，应主动寻求先机。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对锚定了的目标、看准了的事情，要坚定不移、一抓到底；对突发的情况，要快速响应、科学研判、果断处置；对复杂局面，要统筹兼顾、抓住重点。积极求变是目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这要求我们提高执政本领，勇于且善于应对风险挑战。求变，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敢于涉险滩的实践勇气，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发展环境，以智勇双全打开新局面。

在科学处理若干重大关系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高质量续写新篇章。

在把握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中主动推进质变飞跃。连续性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追随、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坚定追求和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维护、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持续解决，而阶段性则体现在对“十五五”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时代特征和现实任务的特殊性的科学把握上。我们既要以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有量的有效积累，又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和破茧成蝶的历史勇气主动推进质变飞跃。这一过程既是在量变积累中寻求质变突破，也是在质变飞跃中实现新的量的积累。

在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中确保既定目标顺利实现。未来五年我国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强调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就是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又强调安全也是硬道理，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在实践中，统筹发展与安全需坚持系统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经济领域，需防范金融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在社会领域，需关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通过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在以内部的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中牢牢掌握主动权。外部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周期波动、技术革命冲击、大国博弈等不可控因素。而内部确定性则源于党的坚强领导、人民万众一心、目标清晰明确、战略科学精准、落实有序有力等核心要素。在实践层面，一是强化立足于我的战略定力，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发展根基，积累优势。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举措，增强经济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二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内需潜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三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新优势，通过国际合作与风险防控并重，实现开放发展与总体安全的动态平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