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韬

初冬上海的九江路，一场东西方AI生态碰撞融合的闭门会正在举办，几位学者围桌而坐。AI能学习并成为马尔克斯、海明威、叶芝吗？截至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共颁发118次，121人次获此殊荣。如果从1901年获奖的苏利·普吕多姆开始，将历届作品“投喂”给AI，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已经有学者开展了这类思想实验。虽然AI对数据驱动仍是表象模仿，对真实情感的模拟仍逊色于人类，但AI创作的确已经模糊了人机边界。

当我们阅读《百年孤独》，会记住“多年以后”那个经典开头；翻开《双城记》，会记住“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与人类不同，AI能瞬间掌握数十万种叙事结构、修辞手法的使用概率，以及不同语言转换的模式统计。这也映射了大脑和算法的差距，一位文学家一生之中能在数种创作风格间徜徉已属不易，但AI在瞬间“啃”完半部文学史后，可以轻易在海明威的冰山短句、多丽丝·莱辛的星球谎言、莫言的高粱酒坊之间完成风格瞬移。

在大部分应用领域，AI的“幻觉”常被视为某种技术缺陷——言之凿凿地胡编乱造，混淆历史与时空的事件场景。然而，对于文学这一领域，模糊的“错误”或许也能成为激发优质内容的创意源泉。

有历史为证。过去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打破了以往的创作“范式”。安德烈·纪德对伦理与信仰的冲突思考，博尔赫斯对于梦境环形废墟的构思，这些思维“幻觉”之所以被读者接受，是因为它们展现出比世界更耀眼的真情实感。同样，AI“幻觉”也可能因为其随机组合而打开创作新门。此外，“幻觉”可能也存在基于科学的解释。大模型生成的“沉默是褐色，像老宅里未响过的钟；爱慕是青色，浸染在飘雨前的雾”式语句，在文学角度是将抽象体验赋予具体色温的通感，但基于科学视角，这种通感可以被“联觉”解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文学家本身就有着作为联觉者的数字、颜色体验感。

考虑到文学创作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其传承可能正面临着危机。过去，作者通过模仿和修改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过程虽然艰辛，却是创作者风格淬炼的必经之路。如果依托AI小说可以瞬间得到80分质量的作品，新生代作家是否愿意耗费“由0分到60分”的精力去磨炼自身文笔？

更进一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个人独特的经历息息相关，即便是那些自由而无用的记忆。战争与烟斗成就了丘吉尔的文字，木匠家庭种植了海因里希·伯尔的反战理念，这些经历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被量化。如果创作者过多将精力放在AI辅助而忽视了自身的经验探索，他们是否会渐渐丧失作为人类的“手感”？倘若文学作品与算法优化无法分离，人类的冒险性将走向何方？如果人类文学由于后继乏力走向凋零，数十年后的诺奖参赛作品主要源于几个核心算法，那奖项究竟是应该颁给个人，还是“提示词”与算法工程师？

不过，面对技术浪潮，还是有许多坚持不用AI作辅助的作家。例如，尽管刘慈欣预言“写作没什么是AI不可替代的”，但是他依然拒绝AI写作，因为他认为写作的乐趣在于独立创造，星辰大海的想象离不开痛苦与狂喜的生命体验。

AI能否获奖，也需重新审视诺贝尔的遗嘱——颁给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者。而这，是否包含非人类实体？

如果评委依然是人类，那当评委在阅读时，他们在寻找的不仅是创新的结构，更是文学背后承载特定年代记忆的生命个体。当读到莫言，他们听到了来自东方的血脉奔涌，留下了“幻觉般的现实主义”这一评语；当让-保罗·萨特拒绝领奖时，这一行为本身就与“理想倾向”遥相呼应。这些时间与空间烙在作家身上的印记，可能是算法无法模仿的。如果评委依然是人，人与人的经验共振要强于人与机器。

然而，如果AI对未来的文学形态产生影响，那么问题将不再是AI是否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对文学的评判是否也需要让AI一道参与。这是一个简单的类推，摄影没有替代绘画，反而推进了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的诞生。同样AI很可能并非文学的终结者，而是未来文学的引路者。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技术如何演化，只要我们依然在为记忆与遗忘而挣扎，为爱与失去而奔涌，AI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将永远不会落成一个反乌托邦式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