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13期:我们党的“隐蔽战线”
创始人
2025-12-28 08: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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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带领观众回望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而这部剧也让大家对隐蔽战线的工作产生了好奇。

在东方卫视12月2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著名军事专家罗援将军,从这部剧出发,讲述了党的隐蔽战线的故事。

罗援演讲

今天我们来一起谈一下隐蔽战线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主席也曾指出:“要消灭敌人就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

隐蔽的战争,主要指隐蔽战线的情报斗争和地下党的斗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情报斗争主要围绕情报的收集、整理、鉴别、传递和利用展开,通常采用单线、直线、垂直联系的方式;地下党的工作则主要涵盖工运、学运、兵运、统战、宣传,以及在必要情况下的情报搜集。按工作纪律,两者不能发生横向联系,吴石情报系统遭到破坏在这方面就有沉痛教训,但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

那么,我们的情报工作究竟为党立下了哪些功绩?先从吴石情报小组说起。

吴石于1947年开始为我党工作,提供了大量国民党西北、西南军区的军事部署情报。当时西北已解放,这些情报为肃清残敌提供了保障;刘邓大军准备解放西南时,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也为其提供了支撑。特别是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以及吴石参与策反国民党林尊率领的海防第二舰队起义,都为我们的渡江战役提供了重大情报支撑。建国后,我军三野参谋长张震将军多次感谢南京的地下党组织,称其提供的情报对渡江战役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吴石将军 资料图:《国家记忆》

吴石担任国民党参谋次长后,又为我军提供了台湾及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图。当时解放军急需了解国民党空军情况、登陆场情况以及兵要地志、潮汐情况等,吴石将军提供的情报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一是国民党空军大队的基地位置、番号、机种及飞机作战性能等;二是登陆场情况,包括哪些地方适于登陆,登陆场附近的水文、气象、兵要地志、潮汐情况等,都做了详细介绍。粟裕将军指挥对台作战时曾说,得到这些情报就如同在玻璃罩中与敌人下赌,我们可稳操胜券。

除了吴石情报小组,我们党隐蔽战线的其他情报人员也建立了不朽功勋。首先要谈情报“前三杰”——“龙潭三杰”。这发生在上海,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打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核心部门。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当时担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截取并翻译了顾顺章发给徐恩曾的6份密电,及时报告党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及时转移,这是情报工作的一大贡献。

“龙潭三杰”,左起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情报工作还有“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他们打入胡宗南身边,如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他们在1943年6月就掌握了国民党要偷袭陕北、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情报并及时转给党中央。毛主席公布此情报,使胡宗南的阴谋变成“阳谋”,毛泽东讲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还有电视连续剧中的郭汝瑰,蒋介石因没有把他捕获而后悔不已。郭汝瑰打入国民党作战厅任厅长,由于足智多谋,号称“郭小鬼”。国民党高官杜聿明一直怀疑他是共谍,因杜聿明指挥东北作战屡屡失败,认为一些情报被泄露出去,最有可能是担任作战厅长的郭汝瑰所为,便向蒋介石告发。蒋介石也不相信,问证据是什么,杜聿明称郭汝瑰家里沙发补丁摞补丁,这样的人不是共产党才怪。当时蒋介石大发雷霆,说国民党就不会有这样清廉之士吗?解放战争后期,杜聿明被俘后特赦释放,第一件事就是找郭汝瑰问其是否为共产党员,郭汝瑰笑着回答政见不同、各事其主。

还有一位和吴石将军一样官拜中将,被称为隐形将军的韩练成。中原大战时,韩练成率部救了蒋介石的命。因为蒋介石的嫡系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江浙一带的“宁波帮”,所以蒋介石当时就问他是否为黄埔生。韩练成如实回答不是,蒋介石便令其以黄埔三期毕业注册,韩练成因此被称为“赏穿黄马褂的人”,深受蒋介石器重,被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军,后任46军军长。莱芜战役中,根据我党对韩练成的指示,他在关键时刻放弃指挥权,我军得以3天内歼敌5万人。国民党总指挥王耀武生气地说,就是放出5万头猪,共产党3天3夜也抓不完。陈老总(陈毅)称莱芜战役胜利首功当属周恩来和董必武,韩练成是周恩来总理和董老布下的一枚闲棋冷子,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

大家比较熟悉的沈安娜,号称“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蒋介石和核心小组开会时,速记员就是沈安娜,她向我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一张典型照片中,蒋介石正在麦克风前讲话,左边第二位仪态端庄做速记的女士就是沈安娜。

还有谢士炎,他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作战处处长,不仅给我军提供了敌军要偷袭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还提供了反作战计划的计划。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阎宝航,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秘书长,是蒋介石、宋美龄的亲信,也是中共党员,为我党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后来斯大林亲自给我党领导人发来感谢信,说我们为苏军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苏军提前进入战备。阎宝航还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作战部署图。

另一位隐蔽战线英雄赵炜,是国民党东北剿总作战科科长,每月要统计东北战场上敌我军实力,他将敌我军实力统计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剿总司令卫立煌,另一份交给林彪。

再看看国民党几个大战区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北平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女儿傅冬菊都是共产党员;西北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熊向晖,嫡系陈忠经、申健都是共产党员;东南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是共产党员;东北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是共产党员;甚至蒋介石的贴身“文胆”、给他起草文件的“笔杆子”陈布雷,其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也是共产党员。可以说,整个国民党体系被中共情报组织渗透得如同筛子。

建国以后,我父亲陪同熊向晖同志去见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在宴请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张治中看到熊向晖,吃惊地说“真没想到熊老弟你也起义了”,总理笑着回答说:“今天给你们透露一个秘密,向晖同志他不是起义、而是归队。”张治中听后说了一句发自肺腑之言:“以前只知道蒋先生打仗不如毛泽东、周恩来,现在才知道,他搞情报工作也不如,焉能不败。”

毛泽东曾经当面对“隐形将军”韩练成说了一句话:“蒋介石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能调动得了国民党百万大军。”所以在1955年大授衔时,李克农将军并未在一线指挥过打仗,但仍被授予上将军衔,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情报工作之重视。在关键时刻,一个关键的情工人员或者一份重要的情报,能抵千军万马。

毛泽东在延安研究指挥解放军反击国民党的进攻 资料图

徐向前元帅晚年召见我的父亲时说,现在我们的党史军史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情报工作反映不够。现在看我们的党史军史,我们当时的战略决心、战略部署、战役行动都写得非常详细,但很少提及情报工作。徐帅说,都说毛泽东同志“用兵真如神”,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对这句话心悦诚服,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是以情报为基础的。

我认为无名英雄具有“三无”特质,即无名、无我、无畏,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是“丹心素裹”“冷月无痕”。直到2013年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立和《沉默的荣耀》热播,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无名英雄的宣传力度。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像吴石、朱枫等无名英雄,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地,是我们民族闪亮的人生坐标。我曾多次到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祭拜,并填了一首诗献给大家: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罗援将军通过一段演讲,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隐蔽战线波澜壮阔的斗争。很多事情当时的人完全不知情,我们也是通过历史史料和您的讲述才得以了解,不过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

特别您刚刚提到,像蒋介石身边特别重要的作战厅长、作战处长、作战科长,还有秘书、机要员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潜伏在国民党身边,在这个系统里布局,想必花了很长时间。

罗援: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是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党的成长而发展壮大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建立情报保卫机构,完全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

首先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大屠杀,牺牲太大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一个保卫情报组织。1927年5月26日,也就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在武汉,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导,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对外叫特务科。到了1927年11月,环境有所改变,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搬到上海,升级为由中央直接指挥的特科。

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武定路930弄14号,原修德坊6号) 图源:文汇报

中央特科主要由以下几个部门构成:第一个是总务科,负责后勤保障;还有一个是情报科,负责情报搜集和渗透工作;第三个是行动科,当时主要任务是锄奸、营救被俘人员,所以也叫“红队”;还有一个是(通讯)联络(科),负责和中央苏区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相互之间的联络,也就是通讯保障工作。

这个组织当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情报,比如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和第二次围剿的情报,我们都拿到了。还有一个更大的贡献,就是刚才提到的情报“前三杰”,即“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获取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顾顺章掌握着整个上海党中央领导人的起居甚至一些行程,他叛变影响极大。

1931年,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武汉想赚外快,因会变魔术被舞台下的国民党特务认出并抓捕,抓捕后马上叛变,说要面见蒋介石,提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情况。国民党特务事先发了6份电报给特务头子徐恩曾,幸亏这6份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从而保卫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说,要是没有李克农他们这些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可能都已人头落地了。

何婕:对,也就是说没有像钱壮飞他们这样的贡献,可能我们整个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

张维为:整个隐蔽战线、统一战线、外交战线,都是周恩来直接管理的。因为我在外交部工作,接触过熊向晖,他当时已是资深外交官。当年总理指示他潜伏十年不用提供情报,这就是长期布局,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罗援:总理叫他们“闲棋冷子”,就是平时不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不是现在去找组织,而是关键时候组织会来找你。

何婕:而在这十年时间里,组织还没有召唤你的时候,你的任务就是取得敌人的信任。

罗援:沉默、等待。

张维为:周恩来总理1950年组建外交部时,把很多隐蔽战线的同志、地下党的同志安排来当大使、做外交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一般都懂一点外语,受过较好教育,很多是大学学历或在外国留过学,做外交工作特别适合。我接触过熊向晖,还有申健,前驻印度大使,还有许多地下党的同志,吴学谦、钱其琛等部领导都是地下党的骨干。

何婕:我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如果总结一些特点,特别是像1949年之前的这种斗争,隐蔽战线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吗?

罗援:刚才总结了几条,就是无名、无我、无畏,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首先是无名,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长期隐姓埋名、默默贡献。总理对隐蔽战线有一条要求,就是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总理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了很多委屈,但有苦不说,以身作则,同时也要求从事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以及他们的家属。

所以这次讲的《沉默的荣耀》,这个荣耀也包括他们的家人、后代。这部剧如果不播,我想没多少人知道吴石,没多少人知道朱枫。历史不能永远存在空白,我们的英雄不能永远无名,我认为这部连续剧最大的功绩就在这里,它让我们的无名英雄走进了千家万户。

何婕:是,您看形容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我们有一个词叫“隐秘而伟大”。他们非常伟大,却无名无姓,本人受很多委屈,甚至连他们的家人、后人、亲属都要承受许许多多的委屈,但他们都把这些委屈咽下去了,就为了伟大的事业。通过电视剧,我们知道了一些英雄的名字,他们或许是无名者当中有名有姓的人了,但在这个系统里,支撑他们工作的还有大量无名英雄,太多人的名字真的就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罗援:就这部连续剧披露的,光蔡孝乾出卖的,我们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就有一千多名。可现在在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墙上列出来的,有名有姓的只有八百多人,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甚至很多人的骨灰也没找到。

有一个烈士叫刘光典,他不是吴石那个情报系统的。当时咱们派到台湾的有许多情报系统,有一个叫洪国式情报系统,刘光典是他的一个联络员,后来被叛徒出卖了。他开始躲到深山老林,生活非常艰苦,最后掘地为穴,在山上挖出一个一米多高的洞穴藏了四年,出来时已经跟“野人”差不多了。国民党最后抓住的,就是这么一个“野人”,也就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刘光典。在组织和他后代的努力下,最后找到了刘光典的骨灰,一半放在了台湾,一半送回了祖国大陆。他们的家人一直期盼着骨肉团圆,期盼着祖国早日统一。

何婕:咱们国家的隐蔽战线,您之前也说过,是非常有原则、有底线的。

罗援:首先得说明,我们现在说的隐蔽战线,和以往的隐蔽战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个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现在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什么?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所以现在的安全观,外延和内涵都在拓展,这和以前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强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现在我们的很多情报工作,都是围绕经济安全展开的,目的是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你问我们现在的情报工作和别的党派的情报工作到底有哪些区别。以前我们都爱看现在的一些谍战片,我觉得那些谍战片有娱乐化倾向。现在的谍战片是“手枪加美女”,这和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格格不入。因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是有原则的:

第一,我们尊重女性,不搞美色诱惑,不能拿我们的情工人员做诱饵,这是我们党绝对不允许的;

第二,不允许搞暗杀,我们党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纪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像刚才讲的,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还有白鑫的叛变,造成了我们党早期领导人的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迫不得已进行自卫,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平时情况下,我们主要靠启发对方的爱国之心,把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相结合。

所以这次《沉默的荣耀》里对黎晴的策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时情报工作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不仅要去获取情报,还要争取人心。这是我们情报工作与别的国家情报工作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争取人心。

何婕:咱们连隐蔽战线的工作,走的都是人间正道。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讲,回望历史,我们能学到很多,那对于当下,我们可以提高哪些国家安全意识,给自己一些启发呢?

罗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不重视国家安全,将会给我们的发展以及个人家庭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严重损失。现在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太平的世界里,只是生活在一个太平的国家里,而国家就是我们重要的安全屏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一种安全意识,想国家安全之所想,急国家安全之所急,这样才能维护我们的整体安全。

观众互动

观众:中央特科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建立和发展的?

罗援:中央特科,刚才我介绍了,1927年11月到了上海。这时候中央特科搜集的情报,除了保卫性的,还带有一些战略性。

张维为:关键时间节点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创立,隐蔽战线的工作也就同时开始了,这个时间线还是比较清晰的。

罗援:对,所以我们党组织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建立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先于国民党中统、军统,我们党有先见之明,有前瞻性、有预测性。

观众:《沉默的荣耀》中,我党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在真实的历史上都使用了哪些策略和手段,和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差别大吗?我们可以从哪些渠道或者从哪些书籍,去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相关的历史?

罗援:产生兴趣是好事,说明大家更加关注国家安全,更加关注隐蔽战线的斗争。但具体手段我不能说,而且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些具体手段是隐蔽战线的机密,保密是他们的生命线。把这些说出来,隐蔽战线怎么开展工作,无名英雄的生命安全怎么保障?所以我本人不知道这些事,即便知道也不能说,要保守党的秘密,慎之又慎。

至于怎么了解这段历史,现在有一些书籍,这些影视剧也有参考价值。还有很多小视频等现代化传播工具,我们都可以利用。但必须要分析地看、有所思考地看,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是为吸引眼球,有些是为蹭热点,我们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出贴近历史事实的真相。

张维为:我接触过一些隐蔽战线后在外交部工作的老同志,包括当时一些领导人,还是能看出隐蔽战线和地下党时期形成的作风。钱其琛非常干练果断,不做笔记,他秘书跟我说这是地下党时养成的习惯,留一点点东西,万一被国民党抓住就是灭顶之灾。他们把重要信息都记在脑子里,记忆力超级好,这好像是这批人的共性。

何婕:如果给伟大的隐蔽战线画个群像,说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就像两位已经提到的,他们智商非常高,综合素养非常全面,记性超强、行动力强,决断力强、分析判断能力强,心理素质极为强大。

罗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不惧死。你看吴石讲“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朱枫讲“我为了这个组织,可以牺牲我的生命”,聂曦讲“我可以自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们的情工人员、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所以他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

观众:在我们的隐蔽战线的斗争经历当中,有哪些经验对当代国家安全工作有重大借鉴意义?

罗援:刚才我也大致跟大家分享了,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第一要忠诚,对党、对事业、对人民忠诚,不管什么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党的安全、党的秘密。

第二条是要厚积薄发,积累很多情报素养、素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平时也要有学习和领悟的能力。

第三个就是必须勇敢,要有血性,情报工作藏而不露,要有侠肝义胆,有敢于牺牲的精神。我觉得就是要无我,甘于寂寞,就是周总理说的“有苦不说、有气不叫,任劳任怨、顾全大局”,这就是无名。再一个就是无我,不要计较私人恩怨,而是想着大局、大我、大国。第三个就是无畏。只有做到这三个“无”,才配当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否则一切免谈。

张维为:我觉得这种隐蔽战线体现的精神,特别是牺牲精神、担当精神、人民精神,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继承和发扬。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很重要的工作是公共外交,要影响有影响的人。做这些工作会碰到许多具体问题,往往就看你有没有担当。比方说,某人非常反华,写过反华文章,发表过反华讲话,你要不要去做他的工作,做了后人家背后会说什么,你能不能做成,这些都要判断。担当精神特别重要,现在很多人躲在后面,怕这怕那;没有担当精神,没有闯劲,心中没有人民,什么都做不成。

罗援:前一段时间,我和朱枫、吴石、聂曦、陈宝仓烈士的后代,一块儿去福建,谒拜吴石将军故居,到镇海谒拜朱枫烈士故居。他们后代说了一句话对我非常有震撼,他们说“现在你们这些观众在看这个剧,是在看故事,而我们在看这个剧,是在看亲人”。

我在想,我们怎么能够在这剧播出以后,不要时过境迁,激动一阵子,然后又麻木一辈子。我们怎么能像他们亲人一样,把他们作为我们的亲人、我们事业的领航人,去学习这些英雄。怎么去弘扬英雄的精神,我觉得这是这个剧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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