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

《日军的“治安战”》笠原十九司 著 李越 译 华章同人·重庆出版社

　　日军在华北的“三光作战”(又称“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所谓“三光作战”，即日军侵华期间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被遮蔽的“治安强化运动”

　　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已经过去八十年，但是相关研究仍然极为薄弱。以“治安强化运动”为关键词，在“知网”搜索，相关文章仅五十余篇。日军“三光作战”在日本，更是只有“数家出版社在其出版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中，作了简单的记述”，不仅“作为一个历史用语的名称，都几乎不为人所知”，而且“右翼势力否认侵华罪行时，认为中国史学界谴责日军在华北各地‘扫荡’中的‘三光政策’纯属子虚乌有”，极力用“‘谎话’‘编造’‘捏造’等字眼来否定”。

　　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笠原十九司先生，在华北“三光作战”研究者藤原彰教授的影响下，完成了自己一直希望就“三光作战”编写一部著作的愿望，这就是《日军的“治安战”》一书。

　　大规模的烬灭扫荡作战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战场，即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大规模作战，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部队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尽管日军在正面战场屡屡获胜，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仅牵制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而且还在后方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扰乱了其在占领区的统治。1938年秋季，日军“即认定共产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其后一再确认“华北治安所在，并非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193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与日军在敌后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与较量，以不屈不挠的姿态成为日军实现“治安”的最大“障碍”。对此，笠原十九司教授认为，为了安定后方，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烬灭扫荡作战，就是所谓的‘治安战’”。或者说日军“在其占领的广大地域上，长期派驻庞大的军队，并实施各种方案，以封锁、切断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的“作战、战斗和工作”，合并起来就是“治安战”，也就是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

　　谎言戳穿与真相还原

　　为了查明实际情况，以“了解整个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日军的“治安战”》论述内容并不局限于“治安强化运动”的高潮期，而是将“治安战”研究贯穿中日战争全过程。纵览全书，可以发现，该书史料扎实，视野开阔，论述公允，确为中日战争史研究佳作。

　　首先，史料丰富、鲜活。除了利用常规史料外，笠原十九司教授不仅征引了近藤一等人的口述材料，还引用田村泰次郎的《有裸女的队列》和《地雷原》、宫柊二的《山西省》等文学作品，用以描绘日军在“三光作战”时所犯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笠原十九司教授说：“本书之所以认为田村泰次郎的作品和近藤一的证言基本属实，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上司住冈义一于战后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写下的详细的供述材料，与这二人所说所写的内容是相符的。”所以这些素材虽然是写实性质的作品，但在其他史料的佐证下，同样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由于材料来自当事人叙述，读后更容易让人内心受到冲击和震撼，现场感十分强烈，一般史料难以比拟。

　　其次，内容宏大、生动。1937年8月，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就依靠傀儡政权维持占领区“治安”，实施对占领区的统治。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区安定的命令，制定《占据区治安肃正纲要》，推行“治安肃正”活动。

　　从时段上看，国内学界一般从百团大战之后开始研讨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尤其是重点研究1941年和1942年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而笠原十九司教授则从卢沟桥事变谈起，接着论述1938年至1940年华北日军“治安战”情形，继而讨论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后华北日军“治安战”的强化与弱化，完整再现了日军“治安战”的历史。

　　从内容上看，国内学界研究“治安强化运动”，一则侧重日军种种政策、措施与暴行，二则侧重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反抗的历史。而笠原十九司教授把“治安强化运动”放在中国和远东战局变化、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化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不仅讨论“治安强化运动”本身，而且从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鸟瞰，追源溯流，高屋建瓴。

　　最后，观点公允、深邃。笠原十九司教授认为，日军的“治安战”不仅没有使英勇的中国人民屈服，反而大大激发了其抗日斗志，使他们“接受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参加并协助抗日游击地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显然“与日军的初衷背道而驰”。他通过大量日文资料，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谱写的壮烈敌后抗战史。此外，笠原十九司教授还把“治安战”的“实施方”（加害者）日本兵的理论，与“被实施方”（被害者）中国民众的记忆两相对照，有力反驳了战俘的证言记录是“为免除重判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被强制的自白”“被洗脑的结果”“因受优待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鼓吹者”等谎言。

　　此外，笠原十九司教授特别指出，“治安战”一词，很容易让人陷入错觉和误解，即“日本士兵的立场是‘正当’的，而‘搅乱治安’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是‘不正当’的”，所以很多日军官兵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曾是侵略、加害的士兵”。如此论述，历史与现实在记忆之中连接起来，让人更加容易体察日本侵华战争的多方面影响。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