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联丨书城读书会“一个人类学家的上海漂流——史禄国的跌宕人生”在上海建投书局举行。这一活动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书城》杂志主办，活动围绕新近出版的学术传记《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展开，该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传，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吴原元、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前院长张文建等学者，带我们重返20世纪初的上海，透过档案、书信与尘封的足迹，共同探讨了俄裔人类学家、费孝通导师史禄国在华的生命历程与学术遗产。

人类学家史禄国是国际通古斯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现代人类学建立的重要推手。他的一生跨越帝俄、流亡、革命与学术嬗变的时代洪流，而上海，是他漫长学术漂泊中不可或缺的一站。1922年至1939年，史禄国在中国生活、教学与研究长达十七年，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时的导师。尽管学术成就卓著，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早期发展，但其生平与思想长期被学界忽视，近乎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

活动现场，王传坦言，他的研究动机源于对这段学术空白的关注。王传通过历时十七年的跨国、多语种档案爬梳，从零散的英文、法文、俄文及中文资料中，首次相对完整地勾勒出史禄国在华的生命轨迹与学术网络。王传指出，史禄国被遗忘的原因复杂，其著述多用英文发表且文风晦涩、资料散落全球，以及其作为流亡学者的边缘身份，共同导致了其学术声名的沉寂。

对谈学者特别聚焦于史禄国在上海（1922-1926）的岁月。马军指出，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拥有发达的出版业（如商务印书馆、别发印书馆）、活跃的新闻界（如《字林西报》）以及由外侨和汉学家构成的独特学术生态（如亚洲文会），为史禄国这样的国际学者提供了难得的舞台。史禄国在此出版了多部关键著作，通过演讲、募捐筹款，开展田野调查，迅速建立了国际学术声誉，完成了从通古斯专家向更广阔中国研究领域的拓展。王传强调，正是在上海期间，史禄国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民族“多元化与一体性”的系统思考。这一思想后来被其学生费孝通吸收与发展，最终凝练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著名理论，影响深远。

回归到《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书名中的“自由鸟与蜗牛”隐喻了史禄国在华生涯的双重状态。前期在上海，史禄国如自由鸟般活跃于国际化学术圈；后期辗转厦门、广州，最终定居北平（北京），尤其在经历“云南调查风波”等学术争议后，史禄国逐渐转向内敛，如蜗牛般退入相对封闭的个人学术世界，直至1939年病逝。

吴原元从“知识难民”与全球知识生产的角度分析认为，史禄国的生命历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动荡与学术跨国流动的缩影。他的语言选择（坚持用英文写作）、研究转向与生存策略，都体现了流亡学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杂境遇与学术韧性。张文建结合自身在东北边疆的生活经历，表达了对史禄国通古斯田野工作的深切理解。他认为，王传的研究“拨开了层层的历史迷雾”，恢复了一段重要的学术记忆。而在马军看来，现代基因研究证实了人类同源，而人类学的价值在于教导人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以下内容节选自《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为该书的绪论（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

作者：王传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史禄国是享誉世界的俄国人类学家，国际公认的通古斯研究权威。1887年，史氏出生于欧俄中部苏兹达尔老城乃父的庄园里，在家乡接受了欧洲古典教育后，1903年前往爱沙尼亚的尤里耶夫（今塔尔图）雨果特雷夫纳中学学习。1906年，他离开俄国前往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学院学习，1909年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俄国帝国科学院继续深造。1917年，史禄国被任命为俄罗斯帝国科学院民族学与民族志博物馆人类学系主任。“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被苏俄学界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离开彼得格勒前往北京，约半年后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海参崴）生活4年（1918—1922），担任远东大学民族学教授。1922年，史氏被迫流亡中国，先后居住在上海、厦门、广州等地，1930年秋后移居北平（1935年7月至1936年7月赴欧洲学术休假一年），直至1939年病逝。

史氏在华期间，先是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学术交流与田野调查活动，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教研机构，其在中国的田野调查足迹广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研究成果赢得了伯希和、葛学溥、苏柯仁、福开森等国际汉学权威的肯定与赞誉，且对中国学界影响至深，有台湾学者认为史氏“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可比拟考古学界的安特生”；美籍人类学学者顾定国也指出，史氏是对中国“民族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

史氏居华期间，基于田野调查成果所发表的论著，对全球人类学界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于中国学界视域下，其贡献呈现多维面向。一方面，史禄国作为人类学中国研究实践的先驱性人物，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专业人才的培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其在华期间，部分青年学生受其影响走上民族学的学术道路，如杨成志（1902—1991）；或追随他读硕士成为其入室弟子，如费孝通（1910—2005）；或通过正式修读、旁听其课程，在后来的学术道路上获益匪浅，如许烺光（1909—1999）、赵俪生（1917—2007）、杨绛（1911—2016）、罗香林（1906—1978）、夏鼐（1910—1985）等人。

此外，大批未刊材料显示，由于史氏曾先后负责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和史语所人类学组的筹建工作，其对在中国发展人类学须设立人类学研究中心，建立人类学实验室、民族志博物馆，以及出版调查研究成果，通过公众演讲等方式宣传人类学等意见和建议，突出反映了史氏既是人类学中国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旁观者、批评者，又是不折不扣的亲身参与者。对史禄国学术思想与实践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对于全面了解、进一步丰富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学术理论架构，以及推进学科建设进程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鉴于史禄国曾在北上广等多地的重要科研机构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与蔡元培（1868—1940）、傅斯年（1896—1950）、顾颉刚（1893—1980）、张星烺（1888—1951）等学界杰出人物有着密切交往，其在中国学术领域的活跃度与活动丰富性，已然超出学界同仁既往的认知范畴。循此理路，在知识考古学视角的观照下，这位白俄流亡学者宛如人类学界的学术播种者，其穿越西伯利亚冻土与东北深林的田野调查之旅，在当代学术版图中留下了深刻且悠远的印记。系统梳理史氏在华活动轨迹，深入挖掘其学术思想遗产，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对学术史空白的填补，更在于通过多维度的分析视角，揭示20世纪人类学在东亚地区经由知识传播与本土适应过程所形成的多元动态发展格局。

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的宏观维度进行考量，史禄国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通过对中国人种体质展开精确测量与深入分析，为探究中国人的起源、构成以及迁移历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坚实的科学依据。其研究方法被德国人类学家施密特赞誉为“新人种学的史学方法”，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学术启示。史氏在华期间，不仅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扎实的研究工作，还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民族学调查计划以及民族志调查方法，着重强调应依据中国社会独特的经验认知与历史发展特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成为西方人类学学术本土化进程中的关键构成部分。

史禄国通过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的人类学成分差异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深入剖析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地方性特征，诸如不同群体的体质类型、心理反应等方面，有助于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身为一位流亡中国的外国学者，他始终立足于实际调查资料，着重强调不能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而应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范例。例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新性地构建了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且“一体”的理论架构。该理论凭借其深邃的学术洞察力与独树一帜的视角，赢得了费孝通的高度关注与深入吸纳，进而成为费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

从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视角予以审视，史禄国作为俄裔中国人类学家，在北京（北平）、哈尔滨、上海、厦门、广州等地积极开展中国研究，并频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与西方学术界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对其著述跨语际传播历程的深入考察，能够清晰揭示20世纪初中俄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嫁接融合过程，以及流亡知识分子如何成为跨文化理论传播的关键中介。

更值得关注的是，史氏的中国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国内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中西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交流与发展进程。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的发表与广泛传播，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学术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更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与认可度。

原文作者/王传

整合/何安安

编辑/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