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吕志合

　　邓演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平民政权思想。面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建立的官僚买办政权，邓演达深刻反思中国革命道路，主张建立以工农为重心、联合其他平民阶层的平民政权，探索一条通过“运用过渡期的经济政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理念，其核心在于确立以职业代表制为基础的国民大会制度，并构建了一套保障民众政治权利和人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其关于人民主体性、反对官僚主义、追求社会经济公平法治化的核心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有益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政治分裂与社会变革的激荡时期。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军阀割据、官僚腐败与帝国主义压迫三重枷锁依然沉重地套在中国人民身上。邓演达的平民政权思想就诞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点。面对国民党右翼背叛革命、建立官僚买办政权的现实，邓演达在流亡欧洲期间系统反思中国革命道路，平民政权的思想正产生于这一阶段。这一思想根植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尤其是“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邓演达深刻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法复制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试图探索一条以生产者为主体的道路，建立以工农为重心、联合其他平民阶层的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邓演达在1930年9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以下简称《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对平民政权的建立和组织进行了专门阐述。

　　邓演达平民政权思想的核心在于重构权力主体与组织形式。他主张政权应由直接生产者主导，提出“平民政权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在制度设计上，他提出采用职业代表制，即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由工会、农会等职业团体代表组成，其中工农占60%，确保生产者掌握话语权。同时他反对三权分立，实行议行合一原则，立法与行政权统一于国民大会，以防范官僚政治复辟，解决传统制度中的“官民对立”矛盾。在经济层面，邓演达继承发展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要求没收大地主土地，通过立法限制耕地、禁止买卖，最终实现土地国有化。在工业领域则提出“过渡期的经济政策”，由国家经营金融与大产业，允许并调控中小私营企业，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同时利用外资技术发展生产力，旨在国家主导下为社会主义积累物质基础。在实现路径上，邓演达主张发动工农组建职业团体和“平民革命军”推翻反动统治，革命后实行征兵制以维护政权。

　　邓演达的平民政权思想蕴含系统的法治理念，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重构实现生产者主权，在保障民权、权力运行与劳动者人权保障三个维度形成有机统一的法理体系，体现了阶级性法治的独特范式。

　　确立生产者政治主体地位

　　邓演达的民权保障思想聚焦于政治参与权。邓演达强调，人民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枢纽，应当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中，其指出：“我们目前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现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在其政治主张中，邓演达鲜明地提出了平民政权的建立路径：以职业代表制为载体，以明确的制度性规则确立生产者的政治主体地位，并以农工作为生产者的核心。

　　在中央政权的建立问题上，邓演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应按下列的比例数派遣代表，以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临时接收政权，议定宪法的国民会议，应按此原则组成之。各地方权力机关应以地方的职业团体为单位按上述原则组成之”。邓演达认为这种职业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是生产者的政权，真正参与劳动生产不剥削他人的，都可以参与到政权中。在地方政权的建立问题上，邓演达提出由人民大会接收政权，在县为县民大会，在省为省民大会，作为地方的权力机关，各大会均由当地的职业代表构成。平民政权的制度化构建使得“平民政权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从政治口号升格为法律化、制度化的要求，为确保直接生产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也标志着民权主体从抽象“国民”向具体“生产者”的转变。

　　同时，国民大会作为“平民政权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定位，对其权力来源进行阶级重构，以实现民权对官僚主义的制度性防范。邓演达认为，官僚政治——无论为亚细亚的官僚政治或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官僚政治——通病在和生产行程隔绝，因此那些政府机关中的职员，尤其是议会中的说客都只是一些勾串奔走的寄生虫。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只是以人民之名行剥削之实。只有真正以生产者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及地方大会才能真正杜绝政权与人民相隔离的弊病。

　　国民大会的最高权力定位

　　邓演达的平民政权思想在权力架构设计上展现出鲜明的革命性与民主性特征。他认为，不使农工等职业团体直接参加政权，而只是靠“有良心”“有学问”的先生们去议，必然要产生新猪仔议员，官僚政治的毒害永远无法扑灭，不发动大多数的民众立行干预政治，则政府永远是贪污。其认为应直接由国民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并制定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从而确立新政权的法统基础。这标志着其政权构建路径与国民党以党训政模式的根本决裂，力求直接建立由平民直接掌握主权的宪政秩序。

　　在权力配置原则方面，邓演达反对欧美“三权分立”制度。他主张“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强调主权立法机关不应与执行机关分离。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议行合一”：国民大会不仅是最高立法机关，同时集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于一身。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的执行机关（行政机构），并非独立分权的存在，而是完全隶属于国民大会、对其负责并受其直接指挥的执行机构。这种设计旨在从权力源头上消除三权分立可能导致的权力分散与官僚集团坐大的制度温床，防止行政权脱离立法机关的控制而形成新的官僚特权阶层。

　　这一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同样贯彻于地方政权建设。邓演达主张地方权力机关应为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等各级民选大会。这些地方大会在各自层级范围内，同样遵循“议行合一”原则，集中行使立法、行政及监督权力，构成地方的最高权力核心。通过构建从中央国民大会到地方各级国民大会的、自上而下贯穿“议行合一”原则的权力体系，邓演达力图确保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由生产者代表，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工农代表组成的各级国民会议手中，实现政权与直接生产者的紧密结合。

　　生存权与劳动权的法律护佑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邓演达深刻阐述了通过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法制化来保障民众基本人权的主张，其核心在于将人权诉求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在生存权保障方面，邓演达着重解决农民的根本生计问题。在继承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首先要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并明确了“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这一基本观点。这项法令旨在通过国家行动，将土地使用权直接授予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而在法律层面确保广大农民能够依靠土地维持基本生存。这不仅是土地分配方式的变革，更是对农民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根本性法律确认。在劳动权保障方面，邓演达强调必须施行一系列社会政策，致力于全面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其核心路径是通过系统的劳动立法来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具体而言，他主张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包括以女工童工保护法保障特殊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以危险工作保护法和地下工作保护法针对性地改善高危、艰苦作业环境下的劳动条件；明确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对于更为艰苦的地下工作，则限定为六小时），保障工人的休息权；同时，在法律上确认工人的罢工权，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动保障；此外，他要求确实施行《工场法》，逐步推动工人参与到生产管理过程中。邓演达还主张“施行种种社会保险”，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和生活安全。

　　邓演达的这一系列构想，将政权主体明确定位于直接生产者群体。在制度架构中，将工农占绝大多数确定为成为权力机关组成的强制性规范，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级贯通的治理结构，为平民政权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法理基础。在具体法律制度构建方面，其清晰地勾勒出人权保障的法制化路径，即通过国家立法，将保障工农基本生存条件、改善劳动环境与确立劳动权利置于重要地位。通过具体法律制度构建，真正将人权保障落实到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