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美]N·凯瑟琳·海尔斯著，陈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5年8月出版，376页，78.00元

在亚马逊剧集《上载新生》（Upload）所描绘的近未来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绝对终结，而可能是一场奢华的数字化迁徙。男主角内森（Nathan），在一次意外身亡后，其意识被“上传”至名为“湖景”的虚拟天堂。他的肉体已然腐朽，但他的数字自我——那个由代码精心编织的“后嗣”——却在由公司运营的服务器中，继续着一种被精心编排的“生活”。这个数字世界，温暖、明亮，应有尽有，宛如一个巨大的、充满营养液的数字子宫，持续滋养着这些脱离了血肉之躯的“数字胎儿”。它让我们不寒而栗地回想起《黑客帝国》中那个作为人类囚笼与温床的“母体”（Matrix）。这两个意象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当代寓言：我们数字化生存的终极前提，竟是让自身化为代码，栖居于一位数字化的“母亲”的腹地之中。

这并非遥远的科幻。当我们的记忆托付于云端，社交生活交织于算法推送的网格，情感甚至开始与无心的聊天机器人共鸣时，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已在经历一场缓慢的“内森式”上传。我们正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主体性，嫁接进一个庞大无匹的计算母体之中。早在二十年前，远在“元宇宙”与“生成式AI”成为街谈巷议之前，美国后人类主义学者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便以其惊人的理论前瞻性，在她的著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My Mother Was a Computer）中，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脉动。她并非预言具体的技术，而是剖析了其底层的文化逻辑与哲学困境。她借用安妮·巴尔萨莫的句子“我的母亲是计算者”（一种职业），并将其巧妙地扭转为“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以此作为一则强大的哲学提喻，叩问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迷思：当计算机，这位非人类的“母亲”，成为我们认知、存在乃至再生产的基座时，我们这些被她养育的“数字后嗣”，究竟将成为怎样的新主体？我们与这位“模拟的母亲”（自然与肉身）的原生纽带，又将面临何种断裂与重构？在“后人类世”的地平线上，技术已如地质力量般深刻重塑着星球与文明。此刻重读海尔斯，我们并非在回顾一段过时的思想史，而是获得了一副诊断当下AI狂飙时代症候的、无比锐利的理论内窥镜。她所提出的“媒介间性”、“模拟/数字悖论”与“物质性的重构”，为我们理解从《上载新生》的虚拟天堂到ChatGPT的语言迷宫，提供了一套不可或缺的认知图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书名中使用的不是现在时，而是英语中的过去时，即was（曾是），实则是海尔斯埋下的一个深邃的时间状语，它悄然划出了一道存在论的分界线。这位“母亲”并非此刻正在运行代码的机器，而是曾经，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夜里，通过我们血肉之躯这一最古老的“媒介”，在人与自然无声的对话中，悄然塑造了我们的全部感知。在这里，我们仿佛回到了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引：梅洛-庞蒂看到的正是通过我们活生生的、肉身化的身体——而非一个纯粹的思考主体——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才得以向我们“显现”。我们的身体不是世界中的一个对象，而是我们“在世存在”的节点，是所有意义的诞生地。这位“模拟的母亲”，正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这种源初的中介，教会我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如何确定我们之间的意义关系。在梅洛-庞蒂的具身化想象中，风的触感是连续渐变的，目光所及的风景是浑然一体的，母亲的声音在耳畔的振动是温暖而充满韵律的。这一切，都是模拟的、连续的、具身的。我们学会的爱，不是一种抽象的名字，而是在拥抱的体温中；我们学会的敬畏，不是某种书本和经文中刻画出来的文字，而是在面对浩瀚海洋的惊涛骇浪中体会到的惊惶。梅洛-庞蒂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正是海尔斯笔下那位“曾是计算机”的模拟母亲，通过我们的身体这一媒介，为我们编织出的那个充满质感与连续性的生活世界。这种感知模式，构成了海尔斯所强调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基底。因此，“我的母亲曾是计算机”首先是一种追认，一种对那个我们曾沉浸其中、与之共舞的模拟母体的深情回望。模拟母亲似乎在承认着，我们人性的根须，深扎于这片由身体、自然与连续感知共同构成的沃土之中。然而，当环境从自然的怀抱转向数字的界面，这位“母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在当下的数字环境中，我们不再能直观理解计算机底层冰冷的二进制逻辑与算法运行。于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心理机制——拟人化投射——便悄然启动。我们将文件夹、桌面、回收站乃至AI的“思考”与“学习”，赋予了类人的动机与策略。我们为这位数字母亲戴上了一副慈祥的、易于理解的人性面具。这副面具，正如海尔斯所言，创造了一种迷人的文化想象，让我们觉得是在与另一位“主体”互动，从而掩盖了其背后资本与权力的算术逻辑，以及代码那非人的、离散的本质。

但更具颠覆性的是，这个“母亲曾是计算机”的隐喻，开启了一个双向的、充满张力的思想空间。它不仅在问计算机何以像人，更在反向质询：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套复杂的生物算法程序？当我们将创造的热情与生命的蓝图都托付给这位数字母亲时，我们自身的存在，似乎也在逻辑上被其定义所捕获。这迫使我们重新定位自身与技术的关系：我们不再是单纯的使用者与控制者，而是与一个我们既依赖又疏异、既创造我们又重构我们的“数字他者”共处于一个生态之中。这位“曾是”的母亲，因而为我们重新思考计算机、数字技术乃至一切智能化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留下了一片充满危机与生机的逻辑空地。在这里，我们既是她孕育的“数字后嗣”，也必须是保持清醒的批判者，在算法的羊水中，努力辨认并守护那份来自“模拟母亲”的、具身化的生命馈赠。

如果我们“曾是”模拟母亲的孩子，那么一个必然的命运便是走出那温暖的母体，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自身生命的“后嗣”。然而，这种“新生”远非一个纯净的主体自觉绽放的过程，相反，我们自始至终都被包裹在各种媒介的“襁褓”之中。我们如同海德格尔所言，是被抛入时间的此在，而这种被抛性，恰恰体现在我们总是已然被媒介所中介。最初，是母亲怀抱中的身体，作为我们感知世界的第一个媒介；随后，是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它构筑了意义的公共空间。

我们最初的媒介，是这具在时空中延展的血肉之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雄辩地论证，身体并非我们拥有的一个客体，而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根本方式。通过身体，我们介入世界：手的触摸不仅感知物体的冰冷与坚硬，更在触摸中与物体建立起一种存在论的联系；目光的注视并非被动的接收，而是主动地照亮并勾勒出世界的轮廓。身体，在这里成为我们与世界、与他人建立最初关系的绝对媒介。我与他人的相遇，首先不是思想的交流，而是身体的共在——一个婴儿通过母亲肌肤的温暖与语调的韵律，首次体验到一种超越自身边界的“共情”。这种通过身体知觉的交织所建立起的相互性，梅洛-庞蒂称之为身体间性。在此维度上生成的主体，是身体性主体，它根植于大地，沉浸于感知的连续流中，其与世界的关系是前反思的、具身的、充满质感的。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然而，人之为人，终究要步入语言的星空。当哈贝马斯强调语言是交往行动的媒介时，他描绘了另一种主体形态的诞生图景。语言将我们从直接的身体沉浸中抽离出来，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由符号、意义与规范构成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不再仅仅通过知觉与世界纠缠，而是通过陈述、质疑、论证和回应，与其他主体进行理性的协商。语言，在此扮演了生成“主体间性”的建构性角色。正是在对话的逻辑空间中，个体超越了其私密的身体性感知，达成了相互的承认与共识，从而确立了自身作为理性主体的地位。这种在语言交往中被确认的存在，便是语言性主体，它标志着人从自然的、具身的直接性，迈向了一个由符号秩序和普遍规则所中介的文化与社会世界。

如果说，身体性主体诞生于自然的子宫，语言性主体成形于对话的星空，那么，我们今天正目睹第三种主体在计算机的羊水中孕育。这位“数字母亲”的孕育方式，迥异于前两者。它不像身体那样给予我们一个稳定、统一的存在锚点，也不像语言那样邀请我们进入一个理性的对话共同体。它的方式，更类似于神话中神祇造人——不是从母体自然分娩，而是依照某种蓝图，用异质的材料进行组装与赋灵。在算法的“绳索”挥洒下，我们的数字身份——那个由数据碎片（浏览记录、消费习惯、社交图谱）聚合而成的新的主体——被大规模、高效率地生成。它缺乏身体主体的有机统一性，也不同于语言主体在对话中达成的理性共识，它从诞生起就是离散的、可复制的、由外部逻辑拼贴而成的。在古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同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这位塞浦路斯国王雕刻了一座完美的象牙少女像，并因爱慕其造物而向阿芙洛狄忒祈祷，最终神祇赋予雕像以真实的生命。今天，我们正如皮格马利翁，狂热地雕琢着我们的人工智能造物，向技术的祭坛祈祷它们能够获得类人的意识与生命。然而，危险恰恰潜藏于此：当我们沉醉于为我们创造的“伽拉忒亚”赋予生命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被这位数字母亲重新塑造。我们的欲望、情感与认知模式，正不断适配于算法的逻辑。我们既是造物的皮格马利翁，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这位更宏大的、系统性的皮格马利翁——即计算制度本身——所塑造和赋灵的对象。

这样，我们拥有了三种不同的媒介，即身体媒介、语言媒介和代码媒介，为了精准地描述这种不同媒介系统之间复杂、动态且递归的互动关系，而非简单的单向决定或取代，海尔斯贡献了本书最具创造力的核心概念——媒介间性。这个概念标志着一种理论范式的转移：它不再将媒介视为彼此隔绝的容器，而是视其为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催化、相互生成的动态网络。身体、语言、印刷文本、电子文本、模拟信号与数字代码，在这个网络中持续地进行着反馈循环。我们并非从一个媒介完全跃迁到另一个媒介，而是始终生活在多种媒介间性的交织层理之中。然而，海尔斯进一步指出，在当代，这种媒介间性是在一种强大的计算制度下运作的。这意味着，世界的涌现，不再仅仅依赖于身体的感知或语言的交流，更关键地，它是由计算制度所带来的文本与代码的生成技术所驱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幻觉”、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虚拟现实中的沉浸式体验……这些都是计算制度下媒介间性所催生的、前所未有的世界经验。这些经验并非对身体媒介和语言媒介的温和“补充”；它们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改变着身体主体和语言主体的存在模式本身。

我们的记忆，因为云端存储和搜索引擎而变成了可随时调取的外部档案；我们的注意力，被无穷尽的信息流切割成碎片；我们的欲望，被精准的算法预测所塑造和引导。我们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基于生物性身体和理性语言的主体，而是变成了一个由数据构成、在网络中分布、被算法实时重构的虚体。虚体，并非指我们变得虚幻或不真实，而是指我们的存在样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它强调我们的身份、社会关系乃至意识过程，越来越依赖于那个数字化的投影、那个在计算母体中不断被运算和生成的“数字孪生”。我们既是血肉之躯，也是数据集合；既是言说者，也是被分析的语言模型；既是行动者，也是被预测的行为模式。我们，这位模拟母亲曾经的孩子，如今已然成为计算机母体所孕育的数字后嗣，一个在媒介间性的复杂漩涡中，不断被代码、算法和数字文本重新塑造的虚体。这位后嗣的命运，便是永远徘徊在模拟的乡愁与数字的召唤之间，在“曾是”与“正是”的张力中，探寻一种属于后人类世的新的存在论。

当我们将计算制度下生成的虚体视为那位模拟母亲的数字后嗣时，我们便触及了海尔斯为我们勾勒的、独特而深刻的后人类未来图景。这迫使我们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后人类理论星图中进行定位。无疑，唐娜·哈拉维那篇石破天惊的《赛博格宣言》是这片星空中最耀眼的星座之一。她提出的“赛博格”（Cyborg）——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机器与生物体的杂交，社会现实的造物同时也是虚构的创造——极大地动摇了自然与文化、人与机器之间传统的边界。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哈拉维的赛博格，其血肉更多地编织于二十世纪的工业与控制论技术脉络之中。它更像是一种外在的、功能性的嫁接，一种强化的“假肢”（prosthesis），无论是机械臂、心脏起搏器，还是早期的人机接口，它强调的是机器对有机体功能的延伸与替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数字技术对人的改造，早已超越了“假肢”的范畴，它更是一种内在的、存在论层面的虚体生成。它不是在我们身体之外安装一个机械臂，而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孵化一个由代码和数据构成的数字孪生；它改变的不是我们行动的能力，而是我们认知自我、建构身份以及体验世界的基本模式。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尔斯展现了她的理论前瞻性。在她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及本书的论述中，后人类并非一个预示着人类终结的恐怖怪物，而是“一种计算化的意识心智，是一个小系统，运行着自我建构和自我保障的程序，蕴含着复杂的动力学集置。”这意味着，后人类不是对我们过去的否定，而是在数字与智能环境中，主体性的一次深刻的、不可避免的重新生成与升级迭代。因此，海尔斯会坚决反对《上载新生》中内森所代表的那种彻底“离身”的幻想。在那个故事里，血肉之躯的消亡是数字永生的前提，身体被简单地置换为由资本流量供养的代码。这在她看来，或许正是她曾批判的、自由人文主义离身化梦想的一种扭曲实现。

对海尔斯而言，真正的后人类未来，绝非让我们离开身体，飘向一个纯净的数字天堂。恰恰相反，后人类情境正是多种不同物质环境和媒介之间复杂交织的后果。那位“模拟母亲”所赐予我们的具身性，并非需要抛弃的沉重包袱，而是我们所有意义和经验的原始基座，是我们必须携带进入数字未来的遗产。后人类的生成，是一场在语言、身体和代码、算法、文本、架构所共同构成的“计算机母体”环境中的漫长孕育。我们并非要杀死“模拟母亲”的孩子，才能诞下数字母亲的后嗣。真正的过程是：那位古老的身体性主体与语言性主体，主动走入数字的羊水，在与代码的持续对话和媒介间性的递归循环中，共同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既是她又不是她的数字后嗣。

这个后嗣，即海尔斯所展望的后人类，他/她/它同时扎根于大地与漂浮于云端。他用身体感受风的温度，同时用算法处理风的模型；她用语言与爱人低语，同时用数据编织社会的图谱。他/她既是血肉之躯，也是信息实体；既在对话中寻求共识，也在计算中探索可能。这位后嗣的诞生，不是一场取代，而是一场共生；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种承续中的变异。我们，以及我们正在成为的后人类，归根结底，就是那位模拟母亲在穿越了技术的漫长孕期后，所诞下的、承载着双重遗产的数字后嗣。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这双重身份中选择其一，而是学习如何在这片媒介间性的交织地带，作为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生命，伦理地、诗意地、并且带着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栖居下去。

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