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记住这一年？答案的一部分就在这些离去的人身上。他们在生命的终点重新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以及未来应该往何处去。

作者｜詹腾宇

编辑｜谭山山

题图｜Unsplash

不必讳言，死亡离我们从来都不遥远。尤其是在这个被火光与浓烟笼罩的2025年11月末，死亡以一种剧烈蔓延的、令人极为不忍的方式，灼烧我们的心灵。

哀伤遮蔽了中国香港大埔宏福苑上方的天空，脚手架像被点燃的巨大骨骼哔剥作响。这场突如其来又持续良久的大火，截至12月5日，已经带走了至少159条鲜活的生命，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

37岁的香港消防员何伟豪，是最早一批奔赴火灾的逆行者。他在救助被困居民时倒下，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作为消防员的光荣职责。火焰吞噬了如此多的生命，也烧毁了我们对“安全日常”的信任。它将我们的警醒、反思与哀悼，以灼热、痛苦的方式烙入心底。

2025年12月19日，香港消防处为在大埔宏福苑大火中殉职的何伟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图/香港01）

灾难之外，更为静默却同样浩大的告别正在全球各个角落持续发生。从年初到岁末，面对一张张离开我们的熟悉面孔，我们仿佛站在一个时代剧场的后台，目送那些曾照亮台前的人集体转身，谢幕。

我们该如何记住这一年？答案的一部分就在这些离去的人身上。他们在生命的终点重新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以及未来应该往何处去。

断掉的桥与未竟的渡

与病痛周旋已久的许倬云于2025年8月4日辞世，享年95岁。他终究没能看到期盼一生的“九州同”，台海之间依旧咫尺天涯。这位在轮椅上度过半生的历史大家，肉身始终困于方寸之间，心智却纵横于他所热爱的“万古江河”，努力为后辈留下诚恳的言语和鲜活的史料，期盼他们铭记那段惨痛的、不可忘却的历史，并将之变成面对未来的力量。

许倬云写历史，写的是自己和家国的过去。因亲身历经战乱时代，目睹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太多平民的挣扎，他不醉心于帝王将相的剧本，而是立足于普通人视角，以其经历、阅读和体悟，追问中国何以成为中国，阐述中华文明如何像水一样延续，锐利到能切开峡谷，宽广到能汇纳百川。

微博@许倬云说历史）

晚年，他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依然笔耕不辍，像一位老练的摆渡人，在最后一次调转船头时嘱咐我们“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然后带走了那份将庞杂史料熬成文明清粥的耐心与温情。在此之后，我们这群仍在渡河的后辈，永远少了一位在历史迷雾中前行的可靠向导。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的物理学研究告一段落。他长达103年的人生的轨迹，是一个完美的圆：从清华园出发，在芝加哥和普林斯顿攀上“宇称不守恒”与“杨—米尔斯理论”的巅峰，最终将全部荣光、积淀连同自己，一起送归清华园。

他证明了一件事：最深邃的宇宙思考与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可以在同一个生命轨道上并行不悖。他与李政道的恩怨、与邓稼先的“共同途”之约，都是这首不断追寻的科学史诗里饱含人性的副歌。当这位世纪老人合上眼睛，我们在不舍告别之际，会承诺继承他以毕生实践的信仰——相信科学可以连接故乡与星海，相信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力量。

2025年10月19日，中国香港。得知杨振宁去世，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在杨振宁塑像前献上鲜花，以示悼念。（图/侯宇/中新社）

许倬云、杨振宁二位先生身上带着新旧文明碰撞的灼热与开放。他们的离去，让连接两个世界、两种时空的桥又裂了一角。在每一次与这些改变世界的长者的分别中，我们确认时间的残酷，也明白了传承的分量。

他们向彼岸而去，我们仍留在此岸，手里握着他们绘制的蓝图，直面一个需要自己摸索航程的未来。

告别那些定义真善美的人

如果说以许倬云、杨振宁为代表的一代学人搭建了中国现代思想的骨架，守住了知识分子的信仰，那么，另外一些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则用毕生心血，为战后世界披上了美的皮肤，注入了善的基因。

2025年9月4日，91岁的意大利时装设计师乔治·阿玛尼辞世，在米兰永远停下了他的工作。这位童年时曾在二战瓦砾中捡拾未爆炮弹的男孩，一生都在尝试用布料构筑一个秩序井然的优雅王国，最终，他站上时尚圈顶端，甚至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2004年9月20日，意大利米兰。在米兰三年展安迪·沃霍尔展览开幕式上，乔治·阿玛尼与自己的肖像合影。（图/IC photo）

他设计的“权力套装”不是一种束缚，而是送给现代人的一副温柔的铠甲。他以时尚界的伟人之姿教会世界：优雅不是一种装饰，而是在混乱中依然保持镇定，永远保持以良好仪态与世界周旋的强大自尊。

仅仅20多天后，在地球另一端，91岁的美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眠。这位长期与黑猩猩相处、对视的女性，轻轻推倒了人类自诩为“万物灵长”的那堵观念高墙。当她发现黑猩猩会用草茎钓白蚁时，她看到的是人类面对自然界时应更为谦卑的真理。

后来，珍·古道尔从森林的观察者变成地球的布道者，把“万物相连”的朴素真理种进无数人心里。她走了，但被她唤醒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像藤蔓一样在下一代心中生长。

1965年，在坦桑尼亚贡贝河国家公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镜头下的珍·古道尔。1960年起，她在该国家公园展开对野生黑猩猩的长期田野研究。（图/Jane Goodall Institute）。

东方的文坛与译林，也有几盏温暖的明灯熄灭了。2025年6月25日，早就畅谈过无数次死亡的蔡澜潇洒转身，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鎏金时代彻底拉下大幕。他把吃喝玩乐修成人生哲学，在烟火气里提炼人生解药。他的通透与豁达，曾是抵御平庸生活的一记漂亮“化手”；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可靠指引。

2025年11月17日，翻译家马振骋的人生在上海平静落幕。他以严谨、考究的翻译风格，为我们带来《小王子》关于“驯养”的天真，以及蒙田审视人性的深沉。无论是思考当下还是沟通古今，他都以语言和思想的摆渡人之姿，为我们保管对抗精神荒芜的钥匙。

同样在11月，日本国宝级演员仲代达矢为“演员”二字落下终极注脚。从黑泽明电影里悲怆的武士到小林正树镜头下隐忍的平民，他的脸写满了人性的浩瀚光谱。他的谢幕如同一座活着的电影丰碑沉入地平线，胶片上的光影从此少了一位倾注灵魂的注释者。

这一代人多数经历过时代的整体性匮乏乃至深重的人生创伤，却选择用创造、用天才般的灵感和超越常人的执着来回应生命。于是，他们定义何谓美，厘清何谓善，探索何谓真，为后世的人们订立了规范，让人们有了仰望与追随的方向。

2025年，当这些坐标一个个消失，我们骤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价值观纷繁的十字路口。四周是他们留下的宏伟建筑。我们急需学会在没有总建筑师的世界里辨识新的方向。

青春的背景音，突然安静

相比前两代巨擘，另一群人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成长路上的陪伴。

他们是流行音乐的创作者、荧幕上的熟面孔、城市景观的塑造者，构成了我们日常文化的肌理。这些人的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刻到我们体内，当他们猝然离开，我们的皮肉会抽痛，心如刀绞。

2025年2月21日，无数歌迷热爱的“Soulboy”方大同平静离去，年仅41岁。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以略带沙哑但依然温柔的嗓音录完了最后一张专辑《梦想家》。歌迷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然病重，但依然坚持到最后一刻。或许是上帝太想听R&B了，于是提早带走虔诚的他，留下怅然的歌迷，以及他在不同时期完成的优秀作品。

2025年6月14日，台湾流行音乐教父陈彼得在成都去世，享年82岁。他毕生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流行音乐向前，以声音与歌曲写就刻在海峡两岸共同记忆里的长诗。他一生辗转多地，晚年回归故土成都，落叶归根。在他为《黑神话·悟空》所唱的那首《不由己》中，他用沧桑而富有感情的声线，唱尽一生的五味杂陈。

陈彼得曾登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一张张陪伴我们成长的熟悉面孔，也陆续从荧幕上、从人间淡出，像一本翻得太久的书，突然被风扯掉了许多页，带走了我们曾以为会一直存在的事物：徐熙媛（大S）带走了杉菜的倔强，以及千禧年代那动人的，敢爱敢恨、独立骄傲的偶像幻梦；朱媛媛带走了温婉的“李云芳”与隐忍的“姑妈”，也带走了她极富生活质感的女性视角；许绍雄、冯淬帆则带走了港式喜剧里的恣意笑声，以及让人心头一暖的市井灵魂；刘大刚追随16年前去世的闫怀礼的脚步，两代“沙僧”在天庭团聚；相声演员杨少华带走了独具特色的“蔫哏”幽默，也带走了黄金时代相声的声量；叶琳琅则带走了从“女特务”到“刘姥姥”的百变脸谱，还有如今鲜少被提及的“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职业信条。

2025年9月，景观设计师俞孔坚的生命在巴西雨林中陨落。他痛惜于童年时“桃花源”的消逝，致力于让城市学会像海绵一样呼吸，与洪水和解。他一直秉承的“大脚美学”是对精致而脆弱的传统园林的反叛，更是对土地深情的回馈。在那场让人扼腕的坠机事故之中，他最终与大地融为一体，而他设计的那些公园，将继续在城市中无声地呼吸。

12月，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去世。这位1989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带领其工作室在世界各地建成百余座精彩、大胆、不落俗套的建筑作品，并在面临“昂贵而无用的空间”的质疑时保持率真、勇敢，就像他用毕生作品践行的自白：“优秀的建筑应该能够点亮人们平常的一天，激活城市周边的活力，以及推动文化的前进。”

他们是当代景观与人文精神的塑造者，或许，他们身上没有前一代人开天辟地、改变格局的史诗感，却以无数细密的针脚，编织了真实的情感记忆与生活质地。他们的离去，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怀念，更是一种让人眩晕的“失重感”——我们成长的背景板，那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世代，正在我们眼前加速离去。

两种离别

2025年2月4日，新周刊杂志社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亲人、伙伴和战友：做了近16年校对的审校室副主任吴玉燕。她不是以上提及的在某一领域光芒万丈的人物，而是如你我一样，是在人生每一个岗位都敬业本分、全心投入的普通人。她以亲和、低调和专业，影响了许多与她共事过、相处过的人。

在2025年最后一个月里，缅怀与追问仍在继续。

我们清晰地发现，我们正在同时经历着两种死亡：一种是突然发生的，像宏福苑大火无名遇难者那种集体的、物理意义的消逝。它犀利地指向我们身边的现实，再次提醒我们赖以生存的现代系统的安全底线如何脆弱，在我们日常看似理所当然的信任中，有多少需要厘清和拷问的地方。

另一种，则是大师与名人们个体的、精神的、缓慢的消逝。它带来的叩问更为悠长：当渡河的桥梁断裂、观星的巨塔倒塌，我们如何在精神的荒原上辨认方向，又该用什么点燃新的篝火？

死亡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结束，但死亡真的是终点吗？不老、不死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永生有它的路径，即，不追求血肉不朽，而是追求不灭的、足以传世的精神：乔治·阿玛尼的剪裁哲学写入时尚的基因，珍·古道尔的呼唤变成了课堂上的种子，许倬云的历史观正流淌在新一代学人的笔尖，蔡澜的生活态度仍在治愈都市年轻人焦虑的灵魂，方大同的歌依然在无数个耳机里循环播放，而俞孔坚设计的公园里孩子们跑过的路，就是他所信仰的当代都市中的“桃花源”。

每一年的悼念，都是为了不遗忘。而前行是对逝者最庄重的致敬。在灰烬处，要生出重建的决意；在星光黯灭的夜空，要敢于燃起属于自己的、哪怕微弱的火焰。这或许是2025年这场盛大而沉默的告别式留给我们的最苦涩也最珍贵的启示。

它仿佛在说：看，时代交给你们一个满目疮痍又依然闪着星光的世界，一个不断下沉但依然倔强抬起头的世界。现在，轮到你们了。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697期《2025大盘点》

原标题：《逝者2025：在时代剧场的后台，目送他们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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