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防务与投资问题上向盟友施压并非不可，但前提是，美国不能把“MAGA路线”推向极端。

特朗普认为，现有同盟安排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谈判的时刻。他外交政策的底层信念始终如一：美国在联盟交易中长期吃亏。早在近40年前，他就曾写道：“数十年来，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为我们为保护其利益而付出的生命代价和巨额资金买单？”

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就曾威胁要退出北约等同盟体系；不少人担忧他会在第二任期付诸行动。然而，他最终选择保留这些同盟协议带来的地缘政治筹码，同时以强硬姿态重塑协议条款。

这位总统已迫使几乎所有美国盟友接受了不平等的贸易协定，包括日本、韩国、英国、欧盟等。这些协定对盟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普遍高于美国输往盟国商品所承担的税率。这种安排，颠覆了昔日自由世界所奉行的贸易逻辑，也清晰体现了特朗普的核心理念：要进入美国这个无可匹敌的消费市场，各国必须“支付入场费”。

这些协议还要求盟友以更直接的方式向美国经济注资：购买美国的武器、技术、能源和农产品，并在特朗普为美国筑起的关税壁垒之内，进行大规模投资。

韩国已承诺在造船、半导体等领域投资3500亿美元；澳大利亚正将资金注入关键矿物合作及美国潜艇工业基地；日本的投资承诺高达5500亿美元。

曾几何时，美国是助力盟友实现经济复苏的推手；如今，特朗普却要求盟友反过来，为一场“美国工业复兴”买单。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大幅调整防务同盟框架。为了维持美国的安全承诺，盟友被要求显著提高国防开支：北约成员国需将军费提升至GDP的3.5%，西太平洋盟友则被要求达到相当甚至更高的水平。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武器，从而反哺美国国防工业体系。更深层的战略目标，是将防务责任“前推”，通过增强前线盟友的能力，使其成为更具自我防御能力的伙伴。

特朗普政府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独自托举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当前，美国已将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主要责任交由欧洲承担，并开始从欧洲大陆进行小规模撤军。五角大楼正加紧施压，要求欧洲最早在2027年前主导自身防务，时间很紧。

特朗普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今年早些时候直言：“世界仍然可以享有美国的防务保护伞和贸易体系，但必须开始为此支付公平的费用。”问题是，这将把美国亲手塑造的“自由世界共同体”带向何方？

关税要拿捏好分寸 

首先，挑战在于拿捏好分寸。若以适度方式定期调整同盟关系，实现再平衡，本无可厚非。但特朗普有时透着一股“竭泽而渔”的贪婪。他一边要求盟友在经济与军事领域同时让步，一边又以关税手段相加惩罚，让友邦领导人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再加上一些带有羞辱意味的事件，政治反弹的风险只会不断累积，例如佐治亚州的一次移民突袭行动，导致数百名韩国工人被戴上镣铐。

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可能在长期内侵蚀同盟关系的稳定性，即便是在那些别无选择、只能迎合特朗普的亚洲国家亦然。在欧洲，其影响已经显现：在盟国公众心中，全球领导人中仅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信任度低于特朗普。（私下里，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也抱有类似看法。）

其次，责任分担极易被解读为“甩包袱”，尤其是当这项政策出自一位多年来对美国同盟体系口诛笔伐的总统时。如果美国将过多责任推给前沿盟友，势必削弱他们在危机时刻对华盛顿“必然驰援”的信心。这一担忧在当前背景下尤为强烈：特朗普正考虑从欧洲大规模撤军、削减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并施压乌克兰接受一份基本满足俄罗斯诉求的和平协议。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今年早些时候就直言，欧洲必须“实现对美国的独立”。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同样担心，特朗普的一系列举动或许预示着美国的逐步抽身。正因如此，韩国与日本国内关于发展核武器的讨论声浪日益高涨。一旦同盟关系再平衡被视为美国战略收缩的幌子，美国同盟体系的信誉将一落千丈，世界也可能由此步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

这一问题，又因华盛顿内部信号混乱、政策优先级错位而被进一步放大。若美国能迅速而高效地推翻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政权，许多盟友或许会拍手称快。但美国海军舰队在加勒比海游弋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分散其在其他地区的战略资源。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预算今年早些时候虽获得一次性150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但未来走势仍不明朗。如果国防支出停滞不前，而华盛顿却不断向盟友提出更高要求，那么随着美国自身应对军事挑战能力的下降，其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将大打折扣。

第三，特朗普以交易为本、背离自由主义的作风，正在持续侵蚀共同价值。今年我在数次访问美国盟友或密切安全伙伴时，感受到各方对美国民主前景的深切忧虑，毕竟特朗普正在国内不断集中权力，冲击那些长期维系美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规范。与此同时，在对外层面，基于原则的民主支持几乎全面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为反自由主义的民粹人物、强人政治的同道中人以及右翼盟友张目背书的政治干预。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指控欧洲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以高压方式执政”，并扬言要在“欧洲国家内部培育抵抗力量”。据报道，该文件还有一份未公开、篇幅更长的版本，其中不仅公开主张削弱甚至瓦解欧盟，还试图绕开由全球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另组一个包含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日本）的“核心五国”机制。就在上周，特朗普又迈出了一个可能动摇民主国家长期安全的步伐：为了追逐狭隘的短期经济利益，他批准向中国出售性能强大的英伟达H200芯片。

从意识形态立场与本能反应来看，特朗普似乎更亲近全球各地的威权领导人，而非美国的民主盟友。美国当然拥有超越民主议题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但自由世界之所以能够长期区别于其他阵营，正是因为那种深层而稳固的价值共同体，而这一根基，如今正岌岌可危。

所有这些，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风险：特朗普的目标，或许并非清晰而有序的战略规划，而更像是一种掠夺式的冲动。他从未真正表现出对盟友的情感认同，其政治语言始终围绕着单边获利，而非集体力量。只有当美国需要盟友提供具体回报，例如在稀土供应链等关键问题上提供协助时，他才会短暂地流露出“关切”。甚至，他还曾公开谈论攫取盟友领土的可能性。

这种种行径，让人不得不怀疑：特朗普不过是想从那些迫切希望维系其支持的国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贡赋”。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只会消耗自由世界的实力与凝聚力，而非助其重焕生机。

继任者问题

理解特朗普之所以格外困难，在于他那些可能带来现实收益的政策，总是与其更具破坏性的政治习性相互拉扯、彼此抵消。自由世界的未来，既取决于特朗普能否在施压盟友的同时坚守共同价值与利益，也与其继任者息息相关。

若特朗普的继任者（无论来自哪个主要政党）能够秉持民主国家的共同使命，那么此人或许可以在特朗普留下的现实基础之上继续前行：一个军备更为充实、产业联系更为紧密的盟友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特朗普甚至可能被视为“强化版自由世界”的奠基者。

但另一种前景同样存在：特朗普的继任者，可能会更加彻底地继承“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意识形态中单边主义、准孤立主义的部分。以副总统万斯(JD Vance)为例，他几乎毫不掩饰对美国盟友及海外承诺的轻蔑。在那样的路径下，自由世界团结的任何象征都可能迅速瓦解，而特朗普的任期，也将被视为这一体系走向衰败的起点。

最终结果尚难预料，而其中的利害关系极为重大。民主国家唯有深化合作，才能在不牺牲经济效率的前提下，构建起地缘政治韧性；也唯有通过集体行动，确保那些颠覆性的新技术掌握在自由之友而非敌人手中。

冷战结束已35年，“自由世界”这个概念或许显得有些过时。但当今世界的走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最终会选择巩固那个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共同体，还是亲手将其瓦解。译/程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