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上出现所谓“1644史观”“悼明论”等话题，一些自媒体通过片面截取和解释历史素材，将造成历史劫难的原因导向明清易代所造成的所谓“华夏文明的中断”上，并以此全盘否定元清等朝代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主观引导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存在明显的基础性错误。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家，其历史发展进程具有独特性和连续性。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简单套用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忽视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背景。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理解和分析。

中文语境中的“民族”一词，对应英文中的nation。这一概念与17 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并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而在东亚大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很早就形成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体。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区始终是这一共同体的核心区域。在中原与周边群体之间虽然有“华夷之辨”和各种冲突，但更多的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血缘融合。“华夷之辨”的核心是社会伦理与文化的分野，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中的“天下”体系。尽管各群体在族源、语言、经济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血缘、地缘或语言标准。各群体经过长期的政治整合、经济往来、文化交融与血缘互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这与亨廷顿在《文化冲突论》中所表述的彼此文化隔绝、利益冲突的群体观全然不同。

值得关注的是，欧美学者论述欧洲历史上的群体时，大多使用people而非nation。例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谈及中国历史上的蒙古人、鲜卑人时，使用的便是people一词，然而一些中译本将其译为“民族”。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群体时，决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源自西方的现代术语。若在核心概念上产生混淆，很容易使国内民众将“蒙古”“满洲”等前现代群体误读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今天我们要理解中华历史上的族群关系，就必须基于史书的记述，并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自秦代以来，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各群体在不断交往与互动中逐步凝聚，通过持续的贸易、迁徙、战争、和亲等形式的互动，推动着这个共同体的发展。历史上，各族群之间的边界是柔性、动态且可相互渗透的，“茶马互市”“马绢贸易”等频繁的经济往来，表明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生产方式的群体之间存在高度的经济互补性与相互依赖，这正是推动族群融合的内在动力。

事实证明，中华各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与西方观念中清晰固化的现代“民族”边界定义截然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始终是发展的主流和大势所趋，并在近代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升华为自觉的政治实体。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华民族演化历史的基本点和出发点。

在对中华文明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脉络有一定了解后，“1644史观”等说法的认识偏差便一目了然。起源于东北的女真—后金部落，曾是明代边疆治理体系中建州卫的下属部分。早在入关前，东北地区就已开启了文化交融的进程，在行政制度、法律等方面“承袭”内地法规。在顺治五年（1648），清朝下辖八旗男丁共有34.7万人，其中满洲男丁5.5万人，蒙古男丁2.9万人，汉人男丁26.3万人。汉人占八旗兵员总数的3/4，是清军的主体部分。满汉之间悬殊的人口比例，导致清朝入关前后满人受到中原文化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清朝在入关后，全面继承中华主流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尊孔崇儒、开科取士、修撰《明史》，并把接续中国正统王朝作为自身定位，拓展并巩固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清代的两百多年，是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深度融合的时期。因此，所谓“满清是外来政权”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而“新清史”“元清非中国论”等解读，本质上是西方学者从西方的现代“民族”理论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思维定式出发，强行套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客观上是在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

早在晚清时期，日本学界就曾提出“满蒙非中国论”“中国本部”等说法，将“中国”疆域仅仅局限于汉人聚居区，把满洲、蒙古、西藏等地居民归类为其他“民族”。为了促使清朝崩溃，日本人极力煽动汉人中激进的“仇满”情绪，然后再利用所谓的“满洲国”来瓦解中国。这种视角既误导国际读者，也不利于国内民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挑动中华民族内部隔阂与矛盾，是外部势力从古至今试图分化中国的一贯手法。今天网络环境中各种分裂言论沉渣泛起，值得各界警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的形成与凝聚历程，具备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历史上东亚大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双向乃至多向的“整合”，是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在政治共存、经济发展与文化调适中相互塑造的必然结果。

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必须从“多元一体”的动态历程中认识中国。任何试图以单一来源、静态割裂、排他对立的现代民族主义框架来切割中国历史的做法，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将危害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族共同谱写的，统一与融合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正确理解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就是驳斥分裂言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理论的根基。（作者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