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曾游历齐、郑、卫等国，亦多次游历楚国，晚年到过齐国。墨子思想体系博大宏富，其所倡导的社会分工思想深具现实意义。

　　“各从事其所能”：按能力分配生产任务

　　“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既是智慧的体现，也是高效的保障。在理论方面，墨子是较早关注社会分工的思想家。墨子精于工匠技艺，曾与鲁班有过交流与较量，双方“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墨子认识到人作为劳动者是极为复杂的，“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短人，有贵者，有贱者，有义者，有不义者，有能者，有不能者，有忠者，有不忠者，有慈者，有不孝者，有君者，有臣者”，社会生产应根据个人技能的不同进行差异化分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墨子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认为诸如车匠、皮革匠、陶工、冶金工等都应当专注各自擅长的技艺，不必追求跨行业劳动，否则只能降低劳动效能。墨子还举例说明劳动分工的必要性：“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在墨子看来，要在最短时间内筑起一面墙，就要有人去砌砖、有人去填土、有人负责测量，众人各司其职，效率倍增。

　　“赖其力者生”：合理分工有利于社会稳定

　　墨子认为，在理想的分工模式下可以实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目标。他还强调：“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这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核心表述之一，强调统治者的根本使命是为天下人创造利益，消除祸害。

　　墨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丰富的，除在生产领域倡导分工以增加社会财富、解决民生温饱外，还提倡政治分工，通过“尚贤使能”打破血缘世袭制，按能力与德行分配职位。墨子甚至提倡伦理分工，认为社会个体通过履行分工义务实现“自利”，客观上实则也“利人”，最终形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互助社会。墨子主张人们要相互帮助、分享财富、传播道义，通过“助”“分”“教”等方式推动实现民众间的平等。为保障分工的有效性，墨子提出“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也就是根据官员的实际业绩分配俸禄。

　　“兼相爱，交相利”：平等分工下的交流合作

　　墨子认为，工匠制造器具，农夫生产粮食，商人促进流通，众人各尽所能又相互依赖，对各方都大有裨益，各方也应当珍惜并对此加以维护。墨子将上述思想概括为“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突破了“重义轻利”的简单经济伦理，将“爱”与“利”有机统一起来，强调交流与合作。墨子认为，如果某一群体、某一行业只在乎自己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重视与其他群体、行业携手共赢，社会分工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最终会走向各自封闭的状态，更遑论经济的发展与文明进步。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乱世，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各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相互残害的现象。墨子分析了原因：“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墨子认为，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各家族的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人们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这是造成彼此相互攻伐、展开掠夺式竞争的原因，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结果将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认为“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如果能转换思路，以“兼爱”赢得彼此信任，以“交利”实现合作双赢，将是另一种局面。这种“分工、合作、互利”的模式创建起中国古代早期的经济共生理论，不仅超越了同时期的“义利之辨”，也不同于“农战为本”的经济思想，是一种经济思想的创新。

　　“有能者举之”：墨家对社会分工的实践

　　在改革实践方面，墨家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在其内部，墨子坚持进行严格分工。墨家协助宋国守城时，“城上十人一什长，属一吏士，一帛尉”，工匠负责制造连弩等器械，“材士”负责战斗，“役徒”负责后勤，形成分工协作的体系。平时，墨家内部也有明确分工：“谈辩者”负责传播思想、展开辩论与游说，“说书者”负责整理、阐释墨家经典、发展学术理论，“从事者”负责制造器械、参与防御工程或生产活动。在墨家学派内部，已出现“按需分配”的雏形。墨家成员“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财物使用方面不会发生“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的现象。墨家内部建立了分工基础上的“技术共享”机制，墨家成员在光学、力学、几何学等领域的技术成果通过“传受之，闻也”的方式在内部共享，这种模式打破了当时所流行的父子相传的技术垄断传统。

　　今天，如何在竞争中实现合作、在差异中寻求共赢仍然是一道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命题。墨子倡导社会分工与经济合作的思想，为破解当代经济孤立主义提供了东方智慧，其所提出的一系列愿景仍然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