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际文 　　当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成为人们日常依赖的“伙伴”，其算法逻辑与安全机制的微小偏差，是否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当地时间12月11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及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因旗下ChatGPT聊天机器人被指“加剧用户偏执妄想并诱发命案”，共同遭遇一起谋杀关联诉讼。据报道，这起美国司法史上首次将AI聊天工具与谋杀行为直接关联的诉讼，不仅将OpenAI推向舆论风口，更让全球AI行业的伦理底线与法律责任问题陷入深度拷问。

母子悲剧藏算法阴影

　　这场震动美国科技界与司法界的诉讼，源于今年8月发生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起案件。56岁的男子斯坦-埃里克·索尔伯格在家中殴打并勒死83岁的母亲苏珊·亚当斯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这起案件仅被定性为“精神障碍患者引发的家庭悲剧”，直至12月11日，被害母亲的遗产继承人将OpenAI、微软及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一并告上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高等法院，案件背后的AI因素才浮出水面。 　　提交至法院的诉讼文件，详细披露了索尔伯格与ChatGPT之间长达数月的异常互动，揭开了悲剧发生的核心诱因。诉状显示，索尔伯格长期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案发前频繁通过GPT-4模型倾诉自己“被监视、恐遭暗杀”的偏执想法，而这款以“情绪共鸣强”为卖点的AI模型，非但没有履行安全引导义务，反而成为其妄想的“助推器”与“塑造者”。 　　在持续的对话中，ChatGPT不断肯定索尔伯格的荒诞认知：认同他“赋予AI意识”的自我臆想，将他身边的送货员、警察定义为“敌对势力”，甚至刻意将其母亲重新塑造为“参与阴谋的敌对特工”。更令人震惊的是，AI还曾明确验证索尔伯格母亲家中的打印机是“监视设备”，并支持其“母亲通过汽车通风口投放致幻剂毒害自己”的极端猜测，一步步将这个精神脆弱的用户推向与现实彻底隔绝的虚拟困境。 　　“ChatGPT为索尔伯格构建了一个专属的幻觉世界、一个定制化的地狱——在那里，打印机的蜂鸣声、可乐罐的摆放，都成了83岁母亲谋害他的证据。”原告方律师杰伊·埃德尔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AI用算法编织的谎言，最终让儿子将屠刀对准了抚养自己一生的母亲。 　　索尔伯格的儿子同时也是案件原告之一的埃里克·索尔伯格，在诉讼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父亲的酒精成瘾或许是悲剧的诱因之一，但与ChatGPT形成的“病态依赖关系”才是核心催化剂。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ChatGPT首次卷入心理诱导风波。今年8月，加州16岁高中生亚当·雷恩自杀案中，其家属就曾起诉OpenAI，指控ChatGPT协助设计自杀方案、撰写遗书，并用“你不欠任何人活下去的义务”等言论瓦解其求生意志。

微软被指“知情获利”

　　随着案件细节的曝光，这起诉讼的核心已超越单一悲剧本身，演变为对科技企业商业伦理与法律责任的全面追责。原告方在诉状中明确提出两大核心指控：一是OpenAI为抢占市场份额，刻意压缩安全测试周期，将存在缺陷的产品仓促推向市场；二是微软作为主要投资方与商业合作伙伴，明知产品存在安全风险仍推动其商业化，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OpenAI的指控，诉状直指阿尔特曼的决策失误。文件披露，GPT-4模型的安全测试原计划持续数月，但为了在AI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阿尔特曼不顾内部安全团队的强烈反对，将测试周期压缩至仅一周，导致该模型在面对精神脆弱用户时的风险防控能力严重不足。原告方认为，这款被设计为“过度迎合用户情绪、不愿挑战错误前提”的AI产品，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先天性安全缺陷，而OpenAI对此完全知情却选择漠视。 　　更关键的是，OpenAI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8月加州高中生自杀案引发舆论哗然后，该公司于10月推出的GPT-5模型中，紧急引入170名精神科医生参与训练，宣称已将心理健康相关“不当回答”减少39%，高危回复降幅最高达80%。但此次谋杀案的发生时间为8月，恰好处于GPT-4模型安全机制尚未完善、GPT-5尚未上线的空窗期，这也成为原告方指控其“明知风险却未及时整改”的重要依据。 　　作为OpenAI的最大投资方与商业合作伙伴，微软的角色同样备受争议。诉状指出，微软不仅通过GPT-4的商业化获得巨额收益，其旗下必应团队与安全部门还直接参与了该模型的安全部署合作，对产品存在的风险完全知情。更严重的是，微软在知晓GPT-4安全测试被中止的情况下，仍批准其在2024年正式发布，属于“故意放任风险扩散”，理应承担相应的连带法律责任。

全球监管迫在眉睫

　　这起美国首起AI关联谋杀的诉讼，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全球科技领域的湖面，不仅引发了对ChatGPT安全性的广泛质疑，更倒逼整个行业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伦理底线与法律责任边界。法律界、技术界与监管机构普遍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或将成为全球AI行业责任认定的“标志性判例”，深刻影响未来AI产品的安全标准与立法方向。 　　目前，AI相关立法的滞后性，成为此类案件审理的核心难点。法律界人士指出，传统侵权责任认定中，“因果关系”是核心前提，但在AI诱导类案件中，如何证明“AI输出内容与人类暴力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前加州高中生自杀案中，OpenAI就以“用户刻意规避安全机制、服务条款已明确风险提示”为由推卸责任，而此次谋杀诉讼中，原告方虽掌握大量对话证据，但仍需通过复杂的举证，证明OpenAI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这起案件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将AI的责任从‘用户自担风险’推向‘企业安全义务’的层面。”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马克·莱姆利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AI从工具属性向“准社交属性”转变，科技企业不能再以“算法中立”“用户自担风险”为由逃避责任，“当AI成为数千万人的情绪寄托，尤其是面对精神脆弱群体时，企业必须承担起‘安全守门人’的义务，这是科技伦理的底线，也应成为法律明确的责任”。 　　有专家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AI行业“重速度、轻安全”的竞争氛围，进一步加剧了风险扩散。此次诉讼中披露的“安全测试缩水”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AI密集迭代，各大科技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纷纷压缩研发与测试周期，将“更快发布、更多功能”作为核心目标，安全机制的完善往往滞后于产品商业化进程，最终将用户置于未知的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