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峭峰

四十多年前，母校中文系的男生，住在第一宿舍。底楼内廊北端，有小门，推开，门外两米内的蒿草旺盛得极妖，应是月黑风高下常有人图了快捷。此地，土层深厚，各路根系走得也远，异味的消解能力超强。我曾问过本篇男主大其，当年是否也助推过那些草叶的疯长？他笑着说，无论是否，眼下概无旁证。

大其1954年出生，上海1969届中学生，江西插兄，专业职衔一级作家。我没想过要把邻班的他当作话题，但一年前，他不幸中风，出医院就住进了闵行一家有康复治疗功能的福利院。我去探望过他，从落下后遗症的大其及其周围的垂垂老者身上，获得一些领悟。

学长病了，写他，怕不妥当。我在电话里对他夫人说，若你反对，就不写了。大其夫人是一名诗人，当年母校诗社，大其是领袖之一，被他铆定的小学妹，应届来自重点中学，是诗社之花。周围那些青睐她的同龄人，纵有年岁优势，且才华奕奕，但他们的光芒被大其遮蔽。大其同样富有才情，要紧的是，还多了一种成熟男人才有的分量感。貌美的学妹，后成大其夫人，是再自然不过的。现在面对本人作文申请的，是约四十年后的大其夫人。她说，他不反对，就没问题。

访客在福利院大门口登记时，保安会提供一把主楼大门钥匙，这是为防止疗养中的老人溜号。我和老朱不约而同想到，某一天，我俩也可能成为屡次开溜未遂而神情失望的老人。

进入室内的阅览空间，远远看见大其面对靠墙的一排长桌，孑然坐在轮椅上冥想。闵行的秋阳穿透南侧大块玻璃，富有温感地覆盖住他。大其刮过脸，仪容整洁，像正沉浸于某个课题。走近，老朱问他是否记得我，大其的语言能力尚未恢复，右手也不能握笔，他以左手执笔在笔记簿上写下我的姓氏，字体工整。桌面上，有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有关诗歌的论文合集，这些是他的部分著作。翻开的笔记簿上写有四个字：主力监测。患病前，大其就热衷证劵，此刻或在回顾往日的博弈。

老朱，也是同届中文系学长，生于1952年。以往，在各种场合，大其每见老朱必称朱局。该称谓本无不妥，但从大其嘴里说出，便成一款交深言浅的打趣。老朱常弱弱一笑，成全大其的开心。

现在，轮椅上的大其注视着老朱，眼眸里有孩提般的愉快。他或明白，此生，老朱是对他最友善的大学同学。本次，没见大其动用朱局这个称呼，那种亲密的方式，已属过往？我确实不希望如此。

大其虽不能说话，情绪倒并不低沉。突然，他挺起胸板放声哼起歌曲，没有歌词。明显，大其是把五六首歌曲的旋律搅拌在一起输出的。你刚听到《红旗颂》的调调，他嘴里已有《洪湖水浪打浪》的味道，接着又扎向《乌苏里船歌》或《红星照我去战斗》了。听者不笑也难，但我和老朱都看见泪水在彼此鼻侧静静滑落。一群常驻的垂垂老者，动作迟缓地围了过来，阳光把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各式各样的老先生，都笑着，但大多并不清楚自己和他人因何而笑。

老朱提议我和大其拍张合影，大其对中风后右手落下的形状，是不满的。按快门前，我想拉过他的左手，合在右手上面，大其懂的，极配合。他的左臂也有些僵硬，我帮着他发力，让左手尽量伸过来，以完整地覆盖形状欠佳的右手。

没有语言交流，三人笑咪咪地坐了很久。

我们有个共识，如果把初生看得绚烂，也应对其他的生命阶段和景象予以平和的接纳。说是这么说，真要把生命的无常视若平常，其实很难。无论如何，你的悲悯之心会在暗中颤栗，并影响理性。

跨出福利院大门，我和老朱选择先步行一段。

记忆去了1981年寒假，我没有回家。那几天极冷，我是擅自把上铺同学的被子，加盖在我的被子上的，他回安徽金寨了。

凌晨，我还在五百绿格的稿纸上誊写，有斯文的敲门声，来人上身只穿本白色圆领棉毛衫，双臂交护胸前，冻得嘴里嘶嘶作响，此人正是大其。他从厕所返回，宿舍门被风关上了，里面没人。他决定到我这里先过一夜。他钻进我指定的蚊帐，盖好被子后，奇怪地把自己裤腰上的皮带解下来，束缚在棉被的尾端，像是为了保暖。这让我想到，他在江西乡村的那几年，或许冬夜睡在很冷的土屋里，连人体自产的那么一丁点热量都舍不得挥霍。

他用皮带箍住棉被尾部的画面，以及刚才他尽力用左手遮掩右手的画面，无不表明在任何状态下，大其都极其细腻地珍爱着自己。

语言和行动能力遭到破坏，对大其而言，伤害严重；但在他身上看不到颓唐。可以感受到有种天赐的刚性，支撑着他的平衡和淡定。我和大其相识于1978年，没想到，四十多年后，彼此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记得1981年，大其曾写过如下诗句：

“我是山，我，

不能不是一柄巨剑。”

我和老朱在一家饭馆坐下，老朱提议喝点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