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形青瓷水盂（三国）

青瓷蛙形水盂（西晋）

三彩鸭形水盂（辽）

黄玉蟾蜍形水盂（明代）

◆ 李笙清

公元1793年，清乾隆皇帝御笔题写《咏钧窑水盂》：“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况非髺垦不入市，却是清真可设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孟圆。细纹如拟冰之裂，在玉壶中可并肩。”乾隆皇帝颇具艺术造诣，诗词书画无一不精，这首诗便是专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窑所制水盂而作。

水盂又名水丞、水盛，因多为钵盂形制得名，是古人书房的重要辅助用具，亦是文房清供之选。它常配有取水小勺，主要用于盛水研墨。南宋龙大渊《古玉图谱·文房部》记载：“水丞，贮砚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武汉博物馆藏有多件古代水盂，材质各异，雅致小巧。部分器物被塑造成动物仿生造型，憨态可掬，惟妙惟肖，寄托着古人的美好愿景，也让今人得以窥见水盂在古代文房中的雅致风貌。

三国鸟形青瓷水盂，高4.2厘米，口径8.6厘米，底径4.8厘米。青瓷以铁为着色剂施釉，经还原焰烧制而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瓷器均以青瓷为主流。水盂最早出现于东汉，这一时期墓葬中多有出土，可见当时已较为流行，且以陶瓷质地为多。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有言：“铜性猛，贮水久则毒，易脆笔，故必以陶者为佳……”这件青瓷水盂为仿生鸟形，器身刻画双翅展开的飞鸟纹样，鸟头高出水盂口沿，弯嘴尖喙，目视前方，形神兼备。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称水盂“但口敞可以贮水者”，此盂鼓腹三足，口沿宽大，恰便于取水研墨。

西晋青瓷蛙形水盂，高3.5厘米，口径4.1厘米。器型圆口鼓腹，圈足外撇。腹上部至口沿堆塑青蛙、水波与水草纹饰，青蛙昂首阔嘴，凸睛有神，蛙身与器身浑然一体，背部挖空贮水，前后腿巧妙堆塑于两侧，形象生动，极具立体感。青蛙常栖于河塘沟渠，以蛙为原型的水盂，既凸显蛙与水的紧密关联，也为书斋增添生趣。两晋蛙形水盂留存颇多，这类仿生文房用具，体现了匠人对青蛙形态的细致观察与精湛技艺，也反映了彼时的社会风貌与文人情趣。

辽三彩鸭形水盂，高6.7厘米，宽11.4厘米。器物通体塑为栖息状鸭形，体态丰满，鸭首扭颈回首，扁嘴衔住口沿，仿佛啄理翎毛；双蹼蜷曲趴伏，与鸭腹共同支撑器身，姿态和谐。鸭身、翅膀与羽毛以范模压印成型，辅以刻、划、剔、彩绘等手法，纹理细腻，栩栩如生。器物通体施黄、绿、白三色釉彩，呈色明艳光洁。辽朝建于公元907年，国号契丹，立国早于北宋数十年。辽三彩受唐三彩影响颇深，又兼具契丹民族风格，这件鸭形水盂形制别致，构思奇巧，堪称辽三彩文房佳作。

明黄玉蟾蜍形水盂，高4.5厘米，宽8厘米，口径2.9厘米。器物以整块黄玉碾雕而成，仿蟾蜍造型，背部挖空敞口以盛水。蟾蜍趴伏在地，四肢蜷曲，头部微仰，双目突出，周身布满金钱状疙瘩。蟾蜍在古代被视为辟邪纳福的祥瑞之物，寄托着“财源兴盛”“蟾宫折桂”等美好寓意，民间亦有“蟾蜍望月”“刘海戏金蟾”等传说。玉质水盂向来造型丰富、工艺精美，这件蟾蜍水盂集圆雕、镂雕、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于一体，玉质温润，尽显匠人巧思。

清炉钧釉蟹形瓷水盂，高4厘米，宽8厘米，口径3厘米。明清时期，蟹形水盂深受文人雅士青睐，相关品评与诗词不胜枚举，乾隆皇帝亦曾御笔题诗赞誉。《明史·选举志》记载：“会试第一为会元，二甲第一为传胪。”清代厉荃《事物异名录》云：“蟹之大者曰蝤蛑，名黄甲。”因芦苇的“芦”与“胪”谐音，古人以双蟹衔芦苇寓意“二甲传胪”，为蟹形水盂赋予科举高中的愿景。炉钧釉创烧于清雍正年间，仿宋代钧窑釉色低温烧制而成。这件蟹形水盂釉色浓艳匀净，器型规整，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有言：“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水盂既能贮存研墨清水，也可调节墨汁浓度。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列举的书房必备陈设中，水盂赫然在列。在品类繁多的水盂中，仿生动物造型者尤为出类拔萃，它们小巧玲珑，赏心悦目，被文物专家誉为“文房第五宝”。水盂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深受古代文士喜爱，他们不仅朝夕相伴，更以“丞兄”“丞友”相称，寄托情感与志向。部分文人还会定制水盂，刻画铭文作为收藏或馈赠之礼，尽显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