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正式开庭。美、苏、英、法四国法官齐聚德国纽伦堡这个曾经的纳粹党代会“圣地”，与一众纳粹头目展开控辩对质。对于饱尝法西斯苦果的无辜者而言，这是迟来的正义与慰藉；对于满目疮痍的欧洲各国而言，这是在理性和法律的基础上为国家重新奠基的尝试；对于二战后的国际社会而言，这场审判承上启下，是名副其实的新世界秩序的“零时”。

今年是“零时”之后的第80年。80年的距离让很多鲜活的记忆往生而去，但80年的沉淀也积攒下了可观的档案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今人深入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乌韦·诺伊玛尔的历史纪实作品《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扮演了“导游”的角色，以精细的情境还原和旁征博引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喧嚣的现场。

《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德]乌韦·诺伊玛尔 著，柳雨薇 译，新星出版社2025年出版

纽伦堡审判本身的历史分量和研究价值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话题。这首先是因为，作为严肃的司法实践，为了确保公正严谨，庭审过程不可避免地变得冗长烦杂。和纳粹罪行的骇人听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不少法官和记者眼中庭审现场乏味得就像“被嚼尽的口香糖”，用目睹过现场的《大公报》记者萧乾的话来说：“纽伦堡战犯审判的主持者好像在表演耐性，一点也不急于为那些恶魔定罪。”此外，对一众后世研究者而言，广阔的阐释空间和海量的一二手材料既可能是帮手，也可能让人无从下手。如何择取关键又不落俗套的论述角度？又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宗、新闻报道、私人信件、相关研究中梳理出事件发展和人物交往的草蛇灰线？这都是件难事。实际上，使作品变得明白晓畅，给读者带来深刻的阅读感受，这不仅事关作者本人的写作声誉，也关乎重大历史事件能否在当代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思，进而发挥其镜鉴价值。作者很好地完成了上述任务，其写作手法值得详谈。

《作家城堡》最大的特色在于独特的切入视角，它不是盯住审判中的战犯和法官等常规意义上的审判主角，而是剑走偏锋，将主要镜头分配给从世界各地齐聚纽伦堡的近300名新闻工作者，书名正是由此而来。这些报道者中有代表挪威《工人报》、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也有法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埃尔莎·特里奥莱、海明威势均力敌的前妻盖尔霍恩等名家。报道者来源广泛，身份高度多元化，各种政治立场和报道风格齐聚一堂，纽伦堡的看法就是世界的看法。通过这样的镜头安排，作者带领读者稍稍撤出了冗长的庭审现场和法律论证，转而使我们透过更多元且更有感染力的视角，感受到这场世纪审判所内嵌的多重冲突与紧张，因此本书读起来扣人心弦。限于篇幅，这里举出两种。

任何踏足纽伦堡者将首先面临感情与理性的冲突。纽伦堡审判勾出了心底的恐怖回忆与复仇激情，但也要求人们理性严谨地审问、有条理地思索和写作。这两种难以调和的精神基调笼罩在城市上空，让所有空气狠狠地绞在一起，沉没在个体胸中，成为其难以负荷的重量。《新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凯斯特纳在撰写报道时语无伦次，“时而拉开距离，时而加以讽刺和调侃，时而又加入虚构的元素，这种体裁上的犹豫不决大抵缘于他一时难以清理思绪。面对这些不知如何应对的信息，他的情感仿佛被堵塞了。”这位语言大师感到困顿和彷徨，甚至陷入失语。在后来为一部集中营题材的纪录片撰写评论时，凯斯特纳意识到：“每当我试图回想片中的画面，我的思绪就开始逃避它们。集中营里发生的事如此可怖，以至于我们不能沉默，却也无法言说。”而凯斯特纳的好友门德尔松在目睹故乡成为废墟后同样陷入了失语。但通过埋头于对相关档案材料的学术评注，门德尔松幸运地克服了失语，以极快的速度在1946年出版了《纽伦堡档案：1937—1945年德国战争政策研究》，试图从法学角度捍卫审判的正当性。借助这两位亲历者的遭遇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纽伦堡审判的顺利进行不仅有赖国际间的政治互信与司法合作，也奠基于无数个体用理性驾驭情感的艰难尝试。

纽伦堡审判凸显的第二重冲突深深扎根于西方心灵的深处：在饱尝过种族主义的苦果之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德国？德国人自己如何理解西方世界？纽伦堡审判能弥合德国与世界的嫌隙吗？答案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当时，不少记者信奉范西塔特主义，这一主义得名于20世纪30年代反对对德绥靖的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范西塔特。在他看来，“军国主义深植于德国的历史。好斗就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因此，范西塔特主义者们认为不仅是纳粹集团，全体德国人都对二战负有“集体罪责”。作为范西塔特主义的外化，纽伦堡审判中没有德国法官，记者营地上书“德国人不得入内”，在营地里接受德国战俘服务时，各国记者们甚至被反复提醒不要道谢。然而，范西塔特主义恰恰在德语文豪托马斯·曼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和极致，他将纳粹的根源一路上溯至马丁·路德的“狂暴和粗野”，认为路德影响下的德国文化“造就了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卑躬屈膝的性格”。托马斯·曼的长女艾丽卡·曼代表美国战时新闻局来到纽伦堡，她“反感德国的一切，刻意隐藏了自己的出身和母语，全然以美国人自居”。对于失语的凯斯特纳，艾丽卡·曼并无同情反而充满鄙夷，她认为这些在纳粹时期还留在德国的文艺工作者所谓的“心灵流亡”，不过是掩饰自己曾经向纳粹妥协甚至与之有染的托辞。同样是在托马斯·曼的影响下，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60年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强调，“德国历史上存在着一条连贯的脉络，注定会通向希特勒的掌权。”当然，反对范西塔特主义的报道者也大有人在，勃兰特便是其中之一。至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说纽伦堡审判的舆论场注定是一个漩涡，为什么这项正义的事业注定留下遗憾——这是一场在种族主义幽灵凝视下的对种族主义的审判。

知“零时”之所在，方明今夕何夕。若以纽伦堡审判为起点，过去的80年间世界格局经历了“四方会审”、两极争霸、一超多强的演变。今天，再次审视纽伦堡审判的初心和意义，对于构建更理想的国际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我们可以期待：管理上的民主、世界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将揭开国际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对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持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纽伦堡审判精神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原标题：《“我们不能沉默，却也无法言说”——重回纽伦堡1946》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来源：作者：钟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