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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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眼观】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临时仲裁条款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日前，上海海事法院的一纸裁定，给两家企业“临时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争议画上了句号。

  该案是《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实施后上海首例确认临时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为商事海事纠纷解决提供了更多元的路径，给企业通过临时仲裁解决纠纷吃了颗“定心丸”。

  近年来，上海法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组织开展的“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法院见闻”集中采访活动走进上海，从船舶码头到创新园区，感受上海法院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成绩成效。

打造国际商事海事争端解决优选地

  “这协议到底作不作数？我们能不能按照约定通过仲裁解决纠纷？”

  注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的两家公司，签订《国际进口货物运输协议》，但因货物到港后的运输费、报关费等产生分歧。2024年11月，双方签署协议约定找临时仲裁解决问题，协议约定适用《上海仲裁协会临时仲裁规则》，仲裁地为上海，仲裁员一名。但之后双方却对该协议效力问题产生了争议。

  其中一公司认为，临时仲裁在国内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并表示：“双方都是国内法人，争议事项也发生在国内运输区段，不具有涉外因素，不符合申请临时仲裁的条件；对仲裁人员只是确定了人数，不符合关于由‘特定人员’进行仲裁的要求。”

  该案诉至法院。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约定的临时仲裁条款是否有效。今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仲裁法，亮点之一就是明确和完善临时仲裁制度，将临时仲裁适用范围限定为涉外海事纠纷及自贸试验区涉外分歧。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的《国际进口货物运输协议》，权利义务内容涵盖了货物的进关前后，虽然争议发生在国内运输区段，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涉外属性。

  通常情况下，临时仲裁协议要满足“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条件。上海海事法院认为，涉案仲裁协议约定适用《上海仲裁协会临时仲裁规则》，该规则可以为仲裁员的选定提供路径，应视为对“特定人员”作出了约定。据此，上海海事法院作出裁定，确认双方签订的《临时仲裁协议》有效。

  “判决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为海事纠纷解决提供了多种路径选择，尤其在自贸区等对外开放前沿区域，对于吸引外资、优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上海海事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沈英明表示。

  沈英明介绍，上海海事法院今年前三季度基于当事人约定管辖而受理的一审海事案件544件，保持了良好态势；多起案件外方当事人主动选择在上海诉讼，涉外管辖吸引力不断增强。

  涉外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上海不断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着力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

  2024年12月，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设立，集中管辖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商事案件。“我们积极整合仲裁、调解等多元资源，构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形成‘调解优先、分层递进、诉讼兜底’的解纷生态。”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庭长何云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共受理涉外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等案件1600件，涉案总标的额超215亿元，当事人涵盖39个国家和地区，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仅54.9天，用实实在在的司法效能诠释了“上海速度”与“司法温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海事及海商审判庭庭长金晓峰表示，世界银行上一轮营商环境评估报告显示，上海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位居全球城市第一。今年4月世界银行公布的企业调查数据显示，在103个经济体中，上海法院认可度和公正性感知度排名第2位和第3位。

以“严保护”激励“真创新”

  “有人精心设计了一串指令，让AI画出特定风格的作品，这串指令，算不算创作？”随着AI技术的深度发展，如何界定“人的智力劳动”与“机器生成内容”的法律边界，已成为亟待明确的课题。

  11月6日，上海首例涉AI提示词著作权侵权案一审宣判，黄浦区法院明确，“AI提示词”不应认定为作品。

  原告某美术创作公司诉称，其撰写的六组提示词：新艺术风格插图——巨型海蓝宝石冥河水母；复杂细腻的水母质感；华丽的镶金木制相框等，详细规定了画作的艺术风格、主体元素、材质细节等，构成“文字作品”。被告使用相同提示词在某平台生成画作并发布，侵犯了原告对该文字作品的著作权。

  这一案件的焦点直指AI技术应用中的全新法律命题——用于引导生成式AI创作的“提示词”，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法院审理后指出，涉案提示词本质是“引导AI生成特定图片的指令集合”，虽包含艺术风格、主体元素等内容，但仅是各类元素的简单罗列，缺乏语法逻辑关联与层次递进，更未体现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或个性化智力投入。这些提示词属于“抽象的创作构思”，而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不构成“作品”。

  知识产权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资产，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判决从司法角度为迅猛发展的AI行业注入了更多确定性，为AI行业相关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裁判思路。

  “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司法供给，在新兴领域审理了涉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数据权益一审案件7.06万件，积极探索保护规则，激励创新创造、化解矛盾风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唐震说，比如，审理盗版网络小说侵犯著作权案件，依法认定利用App软件传播盗版网络小说，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促进网络平台版权运营规范化；审理“AI换脸”案，明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合法边界等。

  “应当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产业迭代加速，行业内有个说法：AI技术迭代周期约3个月，产品迭代周期约6个月，这对产业治理提出了很高要求。”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咨询研究部部长殷雨薇分析。

  AI行业发展瞬息万变，企业一旦涉诉，很可能会错失市场，如何避免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唐震表示，为降低企业诉讼时间成本，上海法院建立速裁快审团队，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共计2.6万件，探索专利民事、行政协同审理机制，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步开展专利无效审查和专利侵权审理，提高专利案件审理效率，努力降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时间。

  此外，为破解涉知识产权案件“赔偿低”问题，保护创新主体权益，上海法院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数据显示，2024年判赔金额18.14亿元，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1.14亿元，分别同比上升17%和132%；2025年上半年，判赔金额10.77亿元，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1.1亿元。

  “就是要立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让权利人获得足额、充分赔偿，以‘严保护’激励‘真创新’，让创新企业的智力成果得到有力保障，让他们更有底气、更无顾虑地搞创新、谋发展。”唐震说。

做强法官“数字外脑”

  一桩离婚案件中，男子选择“净身出户”，背后却是为了逃避债务。而这一“恶意逃债”预警信息被法院数字模型精准标记，并推送给办案法官，提示法官办案应予以注意。

  这是上海法院推出的“假离婚、实逃债”应用，对内辅助法官办案、全程监督预警，对外方便公众诉讼、参与社会治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管理处处长陆诚告诉记者，曾经，法官在办案中发现，有些当事人到法院起诉离婚，不是真的想离婚，而是想通过法院的司法裁判，把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一方名下，来逃避债务，这将损害案外债权人的利益，但法官很难辨别。

  陆诚表示，面对海量信息，如果单靠一个个法官人工检索，工程量过于巨大，且效率和准确率难保证。不少法官这样感慨，如果有办法通过大数据筛查、比对、碰撞，自动预警可疑线索，那么甄别工作会更加简单高效。于是我们决定以数字法院建设辅助法官办案。

  办案法官从“假离婚、实逃债”相关案件中，总结三个普遍特征：离婚当事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男女双方自行达成调解、约定由一方明显多分财产。

  “掌握了这些特征，就能为构建数字模型提供业务规则。”陆诚表示，我们将相关业务规则“翻译”成机器看得懂的技术语言，运用数字模型对全市法院案件进行大数据筛查、碰撞、比对，排查可能存在“假离婚、实逃债”的案件线索，自动生成线索清单。

  像这样的数字应用场景，上海法院已经研发1800余个，嵌入系统800余个，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0万余条，覆盖全市92%的法官。

  陆诚举例说，法官在办案中发现，部分金融机构在向中小微企业提供借款时，往往以服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为名，超过法定标准变相收取高额利息。对此上海法院研发相关应用，对裁判文书中含有“财务”“顾问费”等可能为变相利息的表述进行自动检索，并提示法官，防止判决支持不合理的费用，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增加。

  “此外，我们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类案法律关系清晰，但事实核对、数据计算工作量较大的情况，研发智能辅助工具，实现案件证据智能抓取、涉案金额智能计算、裁判文书智能辅助生成等功能，推动相关案件审理周期从90天缩短至45天。”陆诚说。

  陆诚告诉记者，上海法院如今已形成“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和数助政务”五大核心板块，通过做强法官“数字外脑”，有力提升了审判质效，促推了社会治理效能。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俞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