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很快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重新举起了“关税大棒”。经历了数轮交锋后，如今中美关系处于新的起点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将之称为“G2会议”；在11月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双方又基本敲定了对对方元首明年访问的邀请，明年双方各自举办的多边主场外交也将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机；近日，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让人对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有专家借用“剧透警告”（Spoiler Alert）这一概念，指出对此次会晤最好事先设定界限和切合实际的预期。事先“剧透”的预期有助于校准和稳定中美关系。

借用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的基础上，今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在年终时刻继续推出“2026中美关系剧透警告”系列报道，与多位不同代际、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一定影响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对话，请他们为我们“剧透”下阶段或者说2026年中美关系，并通过他们的视角去回顾、盘点、发现那些能在中美间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两国交流交往的力量。

当地时间12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联邦政府将为美国农民提供规模为120亿美元的救助，以应对美关税政策对美农业的“反噬”。据美国农业部披露，这项计划的资金将流向玉米、棉花、高粱、大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植者，付款将在明年2月底前完成。

“与特朗普政府补贴相比，美国农民更希望直接将大豆卖出。而不是让大豆放在粮仓里储存起来，这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近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美国农户迫切希望恢复对华大豆出口。”

1915年，45位美国商人在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成立上海美国商会，被誉为在华“美国商业之声”。而在这百年发展中，现任会长郑艺（Eric Zheng）是商会历史上首位华人会长。

今年5月，郑艺（左一）在上海美国商会成立1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

在担任商会会长前，郑艺是美资企业美亚保险总裁暨首席执行官，其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如今，美亚保险已成为规模最大的在华外商独资财产保险公司之一，总部依旧选在上海。

除了企业高管的职业履历，郑艺曾代表美国商务部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担任首席商务官。政企复合的工作经历与中美双重文化背景，让郑艺在代表美国企业发声、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更得心应手一些。

郑艺直言不讳地指出，自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后，企业界对当前双边关系的判断短期积极，但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也是多数企业至今仍持审慎态度的原因。”

但是，他相信，明年两国元首的潜在会晤机会是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通过高层沟通，以经贸为切入口，挖掘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而谈及特朗普口中的“G2”格局，郑艺则从企业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G2、G4还是G8，本质上都会增加企业的沟通成本，加剧贸易与投资壁垒。我期待未来能以区域的自由贸易化为突破口，通过强化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往来，创造更多便利，而不是以地缘政治概念对世界进行划分。”

郑艺

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短期走向相对乐观

澎湃新闻：今年10月中美元首会晤，此前中美双方也举行了多轮经贸谈判。站在企业第一线，您认为这些沟通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它是否改变了美企对中国的风险评估？

郑艺：两国元首釜山会晤的成果令人鼓舞，也为明年两国关系的走向提供了确定的可预测性。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年4月以来，两国经贸关系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关税和出口管制等。而对企业来说，“不可预测性”是最让人担忧的，因为企业需要的是“可预测性”，无论是在供应链还是其他环节，都是长期的规划。

釜山会晤后，未来12个月两国关系的走向也逐渐清晰。明年两国元首可能实现多次会晤，这为企业经营提供了相对明确的可预测性。两国最高层的直接互动，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企业普遍期待两国高层能够保持频繁交往，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至少在经贸领域维持相对稳定的合作态势。

不过，当前对双边关系的判断，更多是基于未来一年时间的短期观察，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多数企业至今仍持审慎观望态度的原因。整体而言，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短期走向相对乐观，但长期走向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澎湃新闻：鉴于美方暂停对等关税一年，并调整对华出口管制等措施，这对美企在中国的投资会产生怎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您是否观察到会员企业对在华增加投资或深化供应链布局的意愿有所变化？

郑艺：中美近期达成的经贸共识，对于在华美资企业而言无疑是积极利好。众所周知，今年4月实施的高额关税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造成显著冲击。关税成本会传导至出口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覆盖制造商、出口商、批发零售商直至终端消费者，其中消费者群体承担的成本占比最高。

此次双方达成的协议，能够在未来 12 个月内暂停相关高额关税。这一举措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政策预期，企业可基于当前关税水平开展经营筹备，对企业发展形成实质性利好。

出口管制领域的相关共识同样如此。此前，中国针对稀土出口出台了限制新规，美国也推行了基于50%股权的穿透式政策。目前双方同意将上述政策暂缓执行12个月，大幅提升了企业的经营便利性。

不过，上述政策调整均为短期暂缓，相关政策能否延续，仍然需要中美双方进一步磋商确定。商会观察到，短期内，企业根据目前的经贸政策在进行明年的业务布局与规划。但从中长期分析，仍存在不确定性。这导致企业在供应链布局、增加投资等长期规划方面，暂不具备稳定的决策条件。多数企业现阶段仍以制定短期经营策略为主，长期规划则处于观望状态。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未来一至两年，为中美经贸关系“注入正能量”的最大机遇和最可能出现的“负能量”分别会是什么？“经贸”是否仍然可以继续充当中美间的稳定器？

郑艺：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走向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过去数月，两国关系每一次取得突破性进展，都源于元首层面的沟通。而明年密集的高层会晤也将成为重要契机，推动两国政府采取务实举措，为稳定双边关系发挥作用。同样的，若能充分把握这些外交层面的契机，也将为两国经贸关系创造更多机遇。

经贸关系一向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器”。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分歧，但经贸领域仍能找到广阔的合作空间。我始终坚信，美中两国经济呈现显著的互补性，若能妥善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一定能合作共赢。

以大豆贸易为例，美国是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之一，而中国是全球主要大豆进口国，中国对优质大豆的市场需求与美国的优质大豆供给形成天然的互补格局。遗憾的是，受此前双边关系波动影响，中方曾暂停采购美国大豆，截至9月底，中国自美大豆进口量近乎为零。不过釜山会晤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为恢复进口美国大豆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商会明年将继续参与进博会，主办美国馆，将以农产品为核心。美国农户迫切希望恢复对华大豆出口，与特朗普政府补贴相比，他们更希望直接将大豆卖出。因此，期待未来几年，两国在大豆贸易上能够取得突破，推动这一互补性产业合作重回正轨。

总体而言，我们企业界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入手，挖掘合作空间，为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我对2026年两国经贸领域的突破与发展，持比较乐观的预期。

我们现在可预判未来12个月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外交向来存在难以预判的变量，比如两年前的“气球事件”在短期内就对双边关系造成了显著影响。因此，突发性事件的发生无法完全排除。

从企业视角来看，只要两国元首外交能够持续推进，政府层面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即便出现局部波折，也具备妥善处置的基础。若意外事件发生，也期待两国政府能够及时沟通，避免局部事件升级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态势。

企业更期待一个互联互通的多极化世界

澎湃新闻：在两国元首会晤后，特朗普就用“G2”来形容这次会晤。中美如果确实进入某种意义上的G2格局，您认为这一结构性变化将对两国经贸关系带来哪些最直接、深远的影响？

郑艺：“G2”不是一个全新概念，曾被多次提及，这背后确实反映了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实力地位。尽管“G2”提法有一定吸引力，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准确契合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美国、中国、欧盟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等都拥有各自的影响力，共同推动世界向多元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也赞成一个更加多元的架构。

对企业而言，若将世界简单划分为两大阵营，势必阻碍资本、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企业更期待看到一个互联互通的多极化世界，各国能够不断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这才符合企业根本利益的理想环境。

不可否认，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显而易见。我们一直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站在企业角度，尤其是在华美资企业的视角，我们期待两国政府能够以理性态度看待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在正视竞争的基础上，探寻和平共存、合作共赢的空间。

澎湃新闻：由此来看，“G2”这一概念对于企业或者中美企业而言，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性，而非发展机遇。

郑艺：“G2”是地缘政治概念，而从企业经营的逻辑来看，全球化才是基本诉求，无论是G2、G4还是G8，本质上都会增加企业的沟通成本，加剧贸易与投资壁垒。但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化进程正遭遇挑战，以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也较难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下推行。

因此，我们看到地区性合作机制逐渐兴起，成为推动贸易便利化的一种探索思路。以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例，该机制涵盖东南亚10国及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从区域合作切入，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壁垒。

欧盟国家也有类似机制。我期待未来能以区域的自由贸易化为突破口，通过强化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往来，创造更多便利，而不是以地缘政治概念对世界进行划分。否则，将催生负面思维，最终损害企业经营与全球化经济发展。

在华美企关键在于做到本土化

澎湃新闻：接下来想聊聊您的个人经历。您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您观察到的中国商业环境发生了哪些最显著的变化？哪些变化是美国企业容易低估的？

郑艺：距离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工作，今年正好是20年。我个人观察到中国商业环境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内企业的迅速成长和发展壮大。跨国企业的到来为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如今在很多领域，本土企业也已经领先于跨国企业。

中国是很特殊的市场，跨国企业如何适应中国市场、怎样具体运作，这是我们一直在摸索的重要课题。关键在于如何做到本土化，若缺乏深度的本土化运作，跨国企业很难在中国取得成功。

我来自保险行业，是AIG（美国国际集团）原中国区CEO，当年AIG进入中国时，坚持采用独资模式，对合资合作持排斥态度。而如今，像AIG、星巴克等跨国企业清晰看到了向本土企业学习的必要性。这也是星巴克近期决定将部分股权出售给中方投资公司的原因，借助中方力量，在营销体系、产品设计等方面吸纳本土经验。

因此，美企绝不能低估中国市场的快速迭代发展，以及本土消费者习惯的深刻变化。现在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认可度持续提升，即便是以前很受欢迎的好莱坞、迪士尼影片也面临着激烈的本土市场竞争，并非每一部进口大片都能在中国成功。这正是国内消费习惯不断改变的直观体现。如何精准适配中国消费市场的变化，始终是在华美企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郑艺与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

澎湃新闻：作为上海美国商会历史上首位华人会长，您的双重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是否让您具有独特优势？

郑艺：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负责外国商会，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都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对美国文化的认知同样不可或缺。这样才能精准解读中国市场的相关政策，并贴切传递美资企业的核心关切。

除了具备跨文化认知的优势外，政企双轨的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得心应手一些。我回到中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担任美国商务部首席商务官。这段任职经历让我对美国政府的运作模式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我职业生涯的主体阶段，都在私营企业担任高管职务。

政企复合叠加跨文化认知背景，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诉求，也能与中美双边政府开展高效沟通。

未来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格林伯格”

澎湃新闻：您曾与莫里斯·格林伯格共事，他是中美交流的先行者（编注：莫里斯·格林伯格是美国企业家，长期关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友好发展，被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武汉五座中国主要城市授予“荣誉市民”金钥匙）。您也说过，格林伯格先生是带着“历史传承的责任感”来看待中美关系。那么，在当今地缘政治现实下，您认为跨国企业可以如何延续这份“责任担当”？

郑艺：今年5月，格林伯格先生度过了百岁生日，他是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影响力的美国人士，有深厚的中国情结。自20世纪70年代末，格林伯格先生便开启了与中国的往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是贡献最为突出的美国企业家之一。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曾向10位国际友人颁发表彰奖项，获奖的美国籍人士仅有两人，格林伯格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格林伯格先生为跨国企业CEO做了很好的榜样——跨国企业如何延伸这种“责任感”。在中美交流领域，始终活跃着一批像格林伯格先生一样的企业家。每年春季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都会吸引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企业CEO参加。上海市政府每年10月都会主办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目前该会议的成员单位已达四十余家。

确实近年来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中关系也步入微妙的发展阶段。但越是在这样的阶段，美中两国的民间交往，尤其是企业界的互动就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民间层面的往来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也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只要民间来往的纽带不中断，两国关系的改善发展便拥有稳固的根基。

格林伯格先生难以再到访中国，但跨国企业的高管们完全可以传承他的精神，包括格林伯格先生的幼子艾文·格林伯格也在继续推动两国企业交流，这让我对下一代国际商界领袖抱有信心，相信他们能持续与中国市场保持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发展潜力依旧被广泛看好。未来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格林伯格”，这是毫无疑问的。

澎湃新闻：在您长期穿梭于中美两国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在中美政府部门或企业之间，对彼此产生误读的案例？

郑艺：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促使美国政界及决策层经历着一个心态调适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的时候，中国尚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彼时美国看待中国，是基于经济差距的帮扶心态，乐于帮助中国发展。我在普华永道任职期间参与多个世界银行援助项目，很多都离不开美方的支持。

中国在加入WTO后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华盛顿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新的担忧，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这构成了当下美中关系的一大挑战——美国需要完成从以往的俯视心态转向平视的调整，同时，在平视的时候也能以理性态度与中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苏联解体后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如今世界朝着多极化发展，“怎样适应这一格局转变”是美国需要时间去破解的重要课题。同样，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也面临着角色的调整。中国已跻身全球主要经济体行列，如何承担起相应的全球责任，展现大国担当，需要不断探索和学习。

归根结底，中美两国目前都处于相互适应与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双方唯有做好自身，最终才能找到关系发展的平衡点。两国的共存是既定事实，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停歇，也不排除未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的可能性。但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各方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与发展。

澎湃新闻记者 杨文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