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

1936年10月22日，上海万国公墓，秋雨初歇，梧桐叶落。一支送葬队伍在深秋寒风中缓缓前行。灵柩上“民族魂”三个大字，在苍白日光下显得格外凝重。

十六位扶灵者中，重庆籍出版家吴朗西（1904年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用肩膀承托着那位他敬若山岳的人，尽管他们相识不到三年。他的手指紧紧扣住棺木边缘，仿佛要通过这最后的接触，将文学巨匠鲁迅的精神永远镌刻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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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梁园结缘

1934年10月30日晚，在上海梁园的一间雅致包房，青年编辑吴朗西设宴，首次正式拜会文坛泰斗鲁迅。对于此次晚宴，鲁迅在其日记中仅以“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人”的寥寥数语记之。同席者除茅盾（仲方）外，还有黄源、许粤华等多位同仁。

席间，吴朗西阐述创办《漫画生活》的初衷：“先生，我们想通过漫画这个通俗形式，唤醒民众，揭露社会黑暗。”鲁迅静听着，不时点头。在那个管制严酷的年代，创办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刊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文化担当。

这次会面后，鲁迅给予了超乎寻常的支持。次月5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寄漫画生活社稿一篇。”这就是后来发表于《漫画生活》第2期的杂文《说“面子”》。文中，鲁迅以一贯犀利的笔触，剖析中国人的“面子”心理，该文后被人视为“中国精神的纲领”。

随后的12月21日，鲁迅又为《漫画生活》写下《阿金》，这篇他晚年的重要文字却“惹出大问题”，被“南京中央宣传会”不准登载。直到1936年2月，《阿金》才在鲁迅等自办的《海燕》第2期刊出，但这段共同抗争的经历，让鲁迅与吴朗西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编辑与作者。他们开始意识到，彼此是文化战线上并肩作战的同志。

接下来的数月里，吴朗西多次登门拜访。有时午后讨论新刊，有时傍晚商量下期内容。鲁迅习惯坐在书房的旧藤椅上，点起烟卷，在缭绕的烟雾中与吴朗西畅谈文学、艺术与国家命运。

1935年5月，鲁迅在《漫画生活》第9期发表杂文《弄堂生意古今谈》，并于7月6日收到吴朗西寄来的稿费7元。这些琐碎事务往来背后，是两颗文化心灵的逐渐靠近。

2

共事：共赴理想

1935年5月，面对席卷出版界的商业化浪潮，吴朗西与伍禅、郭安仁等创办了同人出版社，即后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个决定改变了吴朗西的人生轨迹，也深化了他与鲁迅的情谊。

初创的出版社资金匮乏，深居陋巷。为在艰难中立足，吴朗西力邀刚从日本回国的巴金掌舵编务。此举无疑为出版社注入了灵魂。

鲁迅得知出版社成立，立即给予支持，将自己最重要的一批作品交由这家年轻出版社出版，包括他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以及译作《俄罗斯的童话》与《死魂灵》。

其中，《死魂灵》的出版过程尤其体现鲁迅对质量的严苛要求。据其日记所载，他晚年致吴朗西的信件达23通，现存10通，有时一日两封，内容多围绕出版细节，从封面、用纸到印刷效果，无不亲自过问。

1936年4月24日，鲁迅在信中提及《死魂灵百图》的发行：“昨日内山谈起，此书初版时他曾托人留二十部，至今未得。想是那人忘了。便中带给他罢。”如此琐细之事，他也放心交予吴朗西处理。

吴朗西亦亲历鲁迅的严谨。编辑丽尼在核对《死魂灵》清样时，发现“鲁迅连漏掉一个‘了’字或‘的’字都一一校出”。此事令吴朗西深为敬佩，他后来常对同事说：“先生对文字的认真，是我们每个出版人都应学习的。”

鲁迅的支持不止于个人著作，更延伸至出版社的整体发展。他常推荐青年作家，协助规划出版方向。在其支持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陆续推出《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等重要丛书。

特别是《文学丛刊》，作为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文学丛书，共10辑160册，收录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近百位作家的作品，不仅培育了一代文学新人，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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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艺术共鸣

如果说出版合作是吴朗西与鲁迅关系的基石，那么对艺术的共同热爱则是连接两颗心灵的桥梁。这种基于艺术的心灵共鸣，使他们的情谊升华为真正的知音之交。

吴朗西与鲁迅因志趣相投，在艺术理念上也颇为契合。1935年，吴朗西编译出版了德国画家卜劳恩的漫画集《父与子》，并特意赠送鲁迅一册。据他后来回忆，鲁迅在翻阅这本画集时“不断笑出声来”。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能为先生带来片刻的欢愉，于吴朗西而言，实为莫大的欣慰。

真正凝聚二人共同艺术追求的，是《死魂灵百图》与《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两部画集的出版。鲁迅高价购得《死魂灵百图》，这件“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的珍品后，首先便邀请吴朗西合作出版。为制作此集，吴朗西亲自奔走，选料定工。因鲁迅力主以绸面装帧，认为“既美观而价钱又不太贵”，吴朗西便与钱君匋遍访绸庄，最终在湖州绸庄选定一款蓝色绸料，获得鲁迅赞许。画集印成后，鲁迅欣喜不已，随即与许广平一同打包寄赠友人。

随后，鲁迅再邀吴朗西印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一次，吴朗西主动提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承担费用，并保证不会亏本，请鲁迅放心。这既显示了出版社的成长，也体现了他对鲁迅艺术事业的全力支持。

1936年10月16日晚，吴朗西带着刚装订好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前往探望。那时鲁迅已病重卧床，当接过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时，他“精瘦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并称赞：“这本版画印得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吴朗西后来感慨：“我原本希望，先生看到这本书，一高兴，病也会更好一些。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私下里，吴朗西是鲁迅家中的常客。鲁迅常留他吃饭，两人对饮半斤黄酒。酒至微醺，鲁迅的话便多了起来，从文学创作到社会现实，从艺术鉴赏到人生感悟，无不涉及。这些随意轻松的交谈，让吴朗西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鲁迅，他不仅是文学巨匠，更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一位可交心的挚友。

鲁迅还曾与吴朗西计划推出《新艺术丛刊》，《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就已印有“新艺术丛刊第一种”字样。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成为永久的遗憾。

4

永别：最后旅程

1936年10月19日清晨，秋意已深。吴朗西像往常一样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浑然不知这个日子将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沉重一笔。

刚进门，电话骤然响起，那端传来许广平哽咽的声音。吴朗西后来回忆：“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公文包掉落在地也浑然不觉。虽然知道先生病重，但总以为他能挺过去……他是那样坚强……”

他立即冲出出版社，拦下黄包车直奔鲁迅府邸，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些，再快些。

赶到时，屋内已聚了不少人。许广平面色苍白地坐在客厅，周海婴依偎在母亲身边。吴朗西轻轻走进卧室，看见鲁迅先生安详地躺在床上。“先生像是睡着了。”他后来对巴金说，“只是这一次，再也不会醒来了。”

在随后召开的治丧委员会上，决定由十六位与鲁迅交往密切的文化界人士扶灵抬棺，包括巴金、胡风、吴朗西、鹿地亘等人。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上的每个人，都代表着鲁迅生前某个方面的深厚情谊。

10月22日下午，送殡队伍从万国殡仪馆出发。原计划途经繁华市区，因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方面阻挠，改走较冷清的路段。但消息早已传开，沿途无数民众自发伫立街头，为这位文坛巨匠送行。

十六位扶灵人肩扛鲁迅灵柩，在数万民众注视下默默前行。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等人安静随行。目睹这一幕的百姓无不默默垂泪。吴朗西后来回忆：“棺木不算重，但每步都无比沉重。我知道，肩上托着的不只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下午四时半，队伍抵达万国公墓。追悼仪式后，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将一面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挽幛覆于棺上。这三个字，既是对鲁迅一生的概括，也是那个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礼赞。

鲁迅逝世后，吴朗西负责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在编纂过程中，他翻阅大量资料，重温先生最后的时光。这份工作对他不仅是责任，更是心灵的疗愈。透过那些文字，他仿佛再次与先生进行着跨越生死的对话。

鲁迅逝世后，吴朗西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文化生活出版社。对他而言，这已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鲁迅未竟事业的继承。他常对同仁说：“先生走了，但我们还要继续他开创的道路。”

在巴金与吴朗西的配合下，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这些丛书不仅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成为许多作家步入文坛的摇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朗西继续坚守在出版战线。1956年，他担任新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始终秉持与鲁迅共事时形成的出版理念。即便在“文革”期间遭遇不公，他依然保持着对文化事业的赤子之心。1992年，吴朗西逝世。而他与鲁迅共同点燃的文化火种，已成燎原之势。

回望这段交往，它远不止于出版人与作者的佳话，更是一种文化理想的传承。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以笔墨为矛，以出版为盾，共同守护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