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实施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简称“16岁禁令”),成为全球首个以年龄硬性划分、全面封禁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平台的举措。这一禁令的出台引起了各国高度关注,国内也有一些声音呼吁要及时“跟进”,认为这是解决未成年人用网安全的好方法。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未成年网民群体,近两亿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问题是一项需要智慧、耐心与协作的系统工程。且不说澳大利亚的“16岁禁令”是否能真正达到保护目的,其做法首先就以保护的名义损害了未成年人的权利。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儿童(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有使用媒介的权利和享受文化、休闲、娱乐的权利。澳大利亚1990年就签署了这一公约并成为缔约国。2021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儿童权利的第25号一般性意见》(简称“《意见》”),这一文件是对《儿童权利公约》在数字时代的补充诠释。《意见》指出,包括数字网络、互联的设备与环境、虚拟与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算法分析、生物识别和植入技术等的数字环境,以广泛和相互依存的方式影响着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与权利。《意见》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克服数字排斥,确保所有儿童能平等有效地进入数字环境,强调各国应采取综合措施平衡保护与赋能。中国在1991年也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作为缔约国必须遵守公约载列的各项权利。如果跟进“16岁禁令”这种“一堵了之”的措施,不仅违背公约,而且剥夺了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和与社会连接的权利,将对未成年人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社交媒体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大众传媒,是未成年人获取信息、享受文化、娱乐、休闲权利的重要媒介。以短视频为例,202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七省/市8563名未成年人调查发现,未成年人了解国家大事、时事新闻的渠道排在前三位的是短视频(77.2%)、电视(49.4%)、课堂教学或校内活动(41.7%)。可见,短视频在各渠道中具有绝对优势,比例超过排在第二位“电视”28个百分点,超过“课堂教学或校内活动”35个百分点;在对中西部学生科学教育状况调查时也发现,课堂学习(76.5%)、看短视频/视频(66.5%)、看电视(47.0%)是中小学生获取科学知识的前三位渠道。这说明作为社交媒体的短视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核心渠道和重要场域。《意见》专门指出:“在制定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儿童权利的立法、政策、方案以及开发服务和培训时,缔约国应让所有儿童参与进来,倾听他们的需要,并对他们的意见予以适当重视”。因此,我们要充分倾听未成年人的声音,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理解未成年人的需求。
澳大利亚的这一措施忽视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其他影响因素,也忽视了家庭、学校等多元主体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社交媒体方面的巨大作用。多项研究均证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受心理压力、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养育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家庭干预、学校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等对预防和减轻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负面影响均有重要作用。
例如,美国的凯泽家庭基金会2010年发布的《数字原住民:8-18 岁青少年的媒介生活》显示,开放、平等的家庭沟通模式有助于减少青少年过度社交媒体的行为。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功能不良、亲子冲突多、父母对子女严厉惩罚、拒绝否认以及父母对青少年疏于监督和约束、遭到同伴拒绝、缺乏亲密朋友等是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的重要因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近20年来多次对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进行研究,如玩网络游戏、看网络小说、看短视频、用微信等。研究发现,未成年人无论使用哪种互联网产品,其使用行为与生活状况、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状态、家庭教养方式等均密切相关。例如,经常感到心理压力大、亲子关系差、学业负担重、缺少倾诉对象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时间更长、频次更高。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否则可能导致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甚至产生“次生灾害”。如剥夺弱势群体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丰富知识资源的机会,使弱势群体陷入社交孤岛被进一步边缘化,造成信息闭塞、社交隔离,反噬教育公平与人格发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综合施策,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本土化方案。面对社交媒体、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一直在探索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治理方案,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在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专门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明确多方责任,并推出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等配套的法规、政策,对平台运营、算法推荐、内容分级等做出系统规范,从顶层立法到专门规章,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各社交媒体平台也进行了多元实践探索,如上线未成年人模式、设置防沉迷系统、优化产品功能、开展未成年人陪伴计划等。此外,教育、网信、妇联、共青团等各方面也纷纷秉持家校社协同共育理念,共同采取行动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
系列措施体现了中国在治理未成年人用网问题上引导为主、技术赋能、协同共治、监管兜底的治理原则,这些“中国方案”既保障了未成年人权益又尊重其发展需求,也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既为未成年人打开了通往知识、创新与世界的数字大门,也需要我们提供更加安全、健康、包容、公平的数字生态,如何引导未成年人用好社交媒体,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放”与“管”相结合的治理思路成为必然选择,唯有秉持“以儿童为中心”的治理立场,才能打出柔性引导与硬性底线相结合的组合拳,使未成年人真正善用社交媒体、乐享数字童年。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短视频生态下少年儿童政治引领的创新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24SGC115)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